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個家庭近日起訴某醫院終止對他們得了新冠肺炎的殘疾親人的治療，導致他生命提前終止。這位殘疾人因腦梗造成癱瘓、失明，幾年來進出急診室、醫院、護理院、家庭，家人為他花費了大量金錢和精力。疫情一來，他又不幸中招，戴着呼吸器，奄奄一息。醫生告訴家屬，病人這樣「毫無生活質量」，建議放棄積極治療，轉為善終服務。兩天後，病人在臨終安養病房與世長辭。

　　疫情帶來美國醫療資源緊張，醫生大概還自以為此舉是「好鋼用在刀刃上」，節約了公共資源，不僅是出於「人道」對待臨終病人的考慮。病人的遺孀卻說，即便歷盡磨難，病情危重，病人在呼吸器面罩下每天與妻兒聊天，積極參與親人的生活，而且他之前患上肺炎也生存下來了。這次憑啥不給治療，讓他等死？

　　對待疾病、死亡該作出理性還是感性的判斷，對他人或自己生命的終止如何處置最好，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但這個案例中，醫生將個人對「生活質量」的定義與追求強加於人顯然是有問題。身處逆境，百般艱辛，自己卻不以為苦，活得有滋有味，旁人就無權橫加干涉。「站着說話不腰疼」，以健康人的傲慢來揣測、否定殘疾、病患、衰老者生命的意義就更要不得了。

　　疫情造成了美國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因為以往可以模棱兩可、含混過關的情境，當下卻要被迫做出明確選擇。其實，普通人的生死悲歡中牽涉的倫理道德之爭始終都有。這個官司結果如何還要拭目以待，但新冠疫情時期，類似事情想必只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