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香港「2019經典名曲之夜」音樂會由內地合唱團與香港合唱團共同演繹《黃河大合唱》。
二○二五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回望這場全球性的正義之戰，中國音樂家冼星海的跨國藝術實踐與精神遺產尤值得銘記。他以音樂為武器，不僅在中國點燃了抗戰的烽火，更通過國際舞台將民族抗爭的吶喊昇華為全人類的和平呼聲。從延安窰洞到莫斯科音樂廳，從哈薩克斯坦的草原到中亞的街道命名，冼星海的音樂跨越地理與文化的邊界，成為連接東西方、團結反法西斯力量的永恆紐帶。
用交響樂書寫東方抗戰史詩
一九四○年，冼星海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蘇聯，為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配樂，這一任務成為他國際藝術生涯的起點。在莫斯科，他不僅完成了影片音樂的創作，更將中國抗戰的壯闊圖景融入交響樂語言。他創作的交響曲《民族解放》以四個樂章展現從國土淪喪到全民覺醒的歷程，其中第三樂章《保衛祖國》以《黃河大合唱》主題變奏為基礎，用西方管弦樂織體重構中國民間音樂基因，被蘇聯樂評人譽為「東方的《命運交響曲》」。
蘇德戰爭爆發後，冼星海創作了《神聖之戰交響曲》，這是世界音樂史上首部以反法西斯為主題的大型交響作品。作品以「光明與黑暗」的二元對立構建音樂敘事，第二樂章《法西斯瘟疫》用刺耳的不協和音程模擬轟炸聲，第四樂章《勝利的曙光》則融合蘇聯民歌《喀秋莎》與中國陝北信天遊旋律，象徵中蘇人民並肩作戰的決心。該作品一九四四年在莫斯科首演時，斯大林曾稱之為用音符鑄造的國際縱隊。
民間音樂與戰爭敘事的融合
因戰火阻隔歸途，冼星海在一九四二年輾轉至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在這裏，他化名「黃訓」，與當地音樂家拜卡達莫夫、伊萬諾夫等結下深厚友誼。他們共同探索音樂的民族性與國際性，冼星海將哈薩克史詩《阿曼蓋爾達》改編成交響詩，用馬頭琴音色模擬戰馬嘶鳴，以冬不拉節奏重構行軍韻律；同時，他創作的《中國狂想曲》巧妙融合廣東音樂《旱天雷》與哈薩克民歌《黑走馬》，成為中亞音樂史上首次中哈音樂基因的深度對話。
在阿拉木圖，冼星海完成了《滿江紅》組曲，將岳飛詞作的悲壯情懷注入多民族音樂元素。他採用「主題漂流」技法，主旋律先由二胡呈現，繼而由哈薩克庫布茲琴接力，最終在管弦樂中昇華。這種跨文化的音樂敘事，使作品成為反法西斯陣營的文化符號，一九四三年在阿拉木圖電台播出時，當地德裔反戰團體將其譯製成德語版本，通過地下渠道傳入德軍陣營。
構建反法西斯文化共同體
冼星海的創作始終具有鮮明的國際視野。一九四一年，他在莫斯科音樂學院演講時提出「音樂國際主義」理論，主張「每個民族的抗爭旋律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樂章的組成部分」。基於此理念，他改編了蘇聯歌曲《神聖的戰爭》、波蘭民歌《華沙不會倒下》及西班牙國際縱隊戰歌，匯編成《反法西斯組曲》，在盟軍電台循環播放。英國報刊稱，「這些旋律讓倫敦防空洞裏的市民聽見了東方戰場的回聲」。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他對猶太音樂元素的運用。在交響詩《涅瓦河畔》中，冼星海將上海虹口猶太難民區的民歌與列寧格勒圍城時期的音樂並置，通過兩個受難民族的音樂對話，控訴法西斯暴行。一九四四年該作品在紐約音樂會上演出時，猶太裔指揮家伯恩斯坦含淚指揮，稱其為「超越種族的安魂曲」。
跨國記憶與當代回響
冼星海的國際影響力在戰後持續發酵。哈薩克斯坦將阿拉木圖的三條平行街道分別命名為「冼星海大街」「拜卡達莫夫街」和「伊萬諾夫街」，象徵中哈音樂家的永恆友誼。在俄羅斯，莫斯科音樂學院至今保留着他使用過的譜架，架上刻着《黃河大合唱》的手稿片段，成為中俄音樂交流的聖地。
近年來，他的作品更成為跨文化對話的橋樑：二○一九年，哈薩克國家交響樂團在「一帶一路」音樂節上演奏《中國狂想曲》，將草原駿馬與黃河波濤融為一體；二○二三年，德國德累斯頓交響樂團重演《神聖之戰交響曲》，在第四樂章加入烏克蘭民謠《第聶伯河畔》的即興變奏，以音樂回應新的和平使命。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之際，重溫冼星海的國際實踐，可見三重當代價值：首先是文化抵抗的普世性。他證明民族音樂不僅是身份標識，更能昇華為人類共同的精神武器。正如《黃河大合唱》從延安傳唱至紐約卡內基音樂廳，音樂的民族性與世界性本可共存。其次是藝術家的跨國責任。在阿拉木圖的飢寒交迫中，冼星海仍堅持創作，這種超越國界的藝術使命感，為當今全球動盪不安局勢下的文化工作者樹立典範。其三是歷史記憶的活化傳承。澳門成立了冼星海紀念館，哈薩克斯坦將冼星海故事納入中學教材，俄羅斯舉辦「星海音樂周」，都表明對抗歷史遺忘症需要創造性的文化敘事。
二○二五年，當各國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時，我們不應忘記冼星海這位音樂家。戰爭的陰霾從未真正遠離，而藝術家們用音符編織的團結之網，始終是人類最堅韌的防線。從阿拉木圖的街道銘牌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這位人民的音樂家早已超越地理與時代的界限，成為永恆的文化使者。他的五線譜，是一座橋樑，讓所有嚮往光明的心靈在此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