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義震驚寰宇。一場迅猛的革命風暴隨即席捲全國，以摧枯拉朽之勢瓦解封建帝制，為日暮途窮的東方古國開啟前路。辛亥革命一百一十周年之際，回望來時路，滄海桑田，不禁感慨萬千。回首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又何嘗不是國人遊走東西文化之間的上下求索之路？

　　在歷史長河中，東方與西方彼此霧裏看花。「華夷之辨」作為潛移默化的帝國基因，造就了獨一無二的中華文化優越感。直至鴉片戰爭以疾風驟雨之勢，裹挾着先進的西方近代文明，一舉打破中國原有的文化生態平衡。西方的堅船利炮驚醒了天朝上國的美夢，衝破了閉關自守的大門，顛覆了華夏中心的世界觀。當頭棒喝之下，少數先進中國知識分子不再「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而是「開眼看世界」，啟動了重塑世界觀的近代歷程。以林則徐、魏源、徐繼畬等為代表的時代先覺者，從現實出發，著書立說關注西方。魏源率先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命題，以回應「器不如人」乃至「技不如人」的時代焦慮，最早發出中國人自強圖存的吶喊。學習西方戰艦、火器之技，及養兵、練兵之法，成為中國開明官紳應對大變局的初始方案。

　　置身「師夷制夷」的時代大潮，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洋務派應運而生。洋務運動以強大軍事力量為首要目標，先後打出「自強」與「求富」口號，採取興辦民用工業，創辦軍事工業，籌劃新型海防，建立新式軍隊，開設新式學堂，翻譯西方書籍，派遣留學生等一系列開拓性舉措，首度掀起近代化運動，對中國未來走向產生深遠影響。洋務思想的核心在於「中體西用」，即以中國文化為本體，以西方技術為應用，學習西方先進的器物與科技。歸根結底還是在既定體制框架內小修小補，通過物質層面「形而下」的變革，以維護封建統治。

　　甲午戰敗宣告洋務運動失敗，「中體西用」理論破產。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中，面對亡國滅種危機，改良主義者日漸意識到西方的優勢不止是器物與科技，更在於制度和體制。在學習先進西政的改良浪潮中，作為激進改良派的維新派脫穎而出，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發動公車上書，力主效法日本明治維新，以君主立憲取代君主專制，通過自上而下的變法挽救國族危亡。圍繞是否變法，維新派與頑固派展開論戰，開啟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變法維新與救亡圖存成為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最強音，對刺激普羅大眾尤其是知識分子覺醒發揮不可或缺作用。維新派已然觸及制度改革層面，試圖以立憲制約君主權力，提倡言論自由，演變成中國首次大規模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加速了中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以維新變法為轉捩點，向西方學習，逐漸由感性的「力」走向理性的「智」，由淺層的「用」走向深層的「體」。

　　然而，戊戌政變令百日維新戛然而止，「戊戌六君子」血的教訓，迫使中國志士仁人的政治鬥爭由改良轉向革命。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眾政府」，形成首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一九○五年，在東京成立同盟會，確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基本綱領。在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折衷傳統民本思想，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內核的「三民主義」思想，構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大綱領。直至辛亥革命勝利，為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敲響喪鐘，實現制度層面的劇變。

　　辛亥革命以降，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揭開序幕，在「揖美追歐，舊邦新造」基調下，促成近現代思想的百家爭鳴，實現精神層面的變革。伴隨着啟蒙與救亡的時代變奏，始於「開眼看世界」，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中體西用」，從「保國、保種、保教」到「三民主義」，再到「德先生與賽先生」，歷經洋務思想、維新思想、革命思想的激盪，以及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的洗禮，經過物質、制度與精神三大文化層級的遞進演化，中國人的世界觀在古今中西、體用道器之爭中終於得以重構……

　　時至今日，肩負民族復興的夢想與夙願，中華兒女一直在路上，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