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土瓜灣十三街唐樓群。/資料圖片

　　香港─這個小島上，名牌店林立、很多人手上戴着Rolex、拿着LV手袋、穿着Gucci皮鞋、喝着半島酒店下午茶。曾陪朋友去中環一家診所，有兩個衣着考究的女士也來看醫生，看起來是老相識偶遇。先是用粵語打招呼，然後就用英語聊起天來。令人想起托爾斯泰小說裏，十八九世紀的俄國上流社會貴族也常常拽一兩句法語或英語，以示身份高貴。

　　也在這個小島上，還有一群人，在街頭拾荒，在工地流汗，在貧困線彷徨，居者無所，勞者無家。曾在游泳館門口，數次看見蒼老的流浪漢倚靠在坐椅上過夜；曾在尖沙咀的街角，看見佝僂脊背的老人冒雨守着修鞋攤；也曾心驚膽戰走過跑馬地的地下通道，兩側躺滿了流浪者，通道瀰漫着尿臊味。通道之上，馬場的包廂裏香氛氤氳，女人們頭戴樣式浮誇的英式帽子或花飾，男人西裝革履，悠閒地飲酒品茶觀馬。

　　這個城市的富貴到什麼程度，無法想像；這個城市的窮苦到什麼地步，超乎想像。

　　日前到土瓜灣老社區，這裏街道老舊，五六十年樓齡的老樓比比皆是。七十八歲的好姐無兒無女，一人獨居公屋。公屋頂多三十平方米，住了三十年。滿屋的陳設也停留在八十年代，笨重的老電視機、簡陋的老餐桌，牆皮泛黃斑駁，雜物從地板堆到房頂，沒有一件像樣東西。好姐有腰腿痛等老年病，走路不便，醫生勸她做手術，但公立醫院排隊輪候時間太長，私家醫生又太貴，她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就不做了，只要能動就行了。病痛難受時要麼自己扛一扛，或者憑政府每年發的五千元長者醫療券，到偶爾來社區的流動中醫車做針灸，一次一百蚊。她的經濟來源主要靠每月領取綜援三千八百多元，公屋月租四百多港元。早中餐一般去老年中心吃，省錢。有事時義工會來幫忙。好姐淳樸善良，頻頻說「有公屋住，開心知足感恩」「自己沒有要求，平安就好。」唯一的希望是「後生仔不要搞事」。

　　住過渡性房屋的張先生出生在香港，一歲時隨父親返內地，在一個直轄市長大生活就業，一九九三年返港定居，老伴芬姐原來在大學工作，一九九五年辭職也來到香港。夫婦來港後在小學做校工十九年，現均已退休。獨子住深井，從事裝修行業。來港快三十年了，老兩口至今沒有一套自己名下的住房。過去住學校宿舍，現在年逾七旬，仍在輪候公屋。這套過渡性房屋沒有電梯，一個客廳兩間卧室卻是兩家人合住。十一平方米的卧室是老夫婦的，月租一千三百四十港元；九平方米的小屋住另外一戶。房子到年底期滿，眼看就差兩個月了，下一步將安置哪裏？仍是未知數。一旦住房合同到期，輪換公屋申請還沒批下來，就得自己租短期房，或者把東西存倉儲，暫住廉價酒店，這對他們來講是筆不小的開支。並且短期房難找，簽長期合同又擔心公屋輪候到了，造成租金浪費。現在張先生每天去郵箱查看有沒有房屋署的信函，每天都是空手而歸。

　　若他們仍生活在內地大城市，以芬姐的大學教職，一套百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成問題；退休金用來頤養天年更不成問題；兒子上大學有個體面的工作體面的生活，也不成問題。

　　住劏房的秋鳳今年四十歲，二十二歲時從廣東雲浮嫁過來，如今全職在家帶年幼的子女。家庭經濟來源主要靠丈夫一人做裝修散工，受疫情影響，有時一個月只有幾天開工，生活拮据。這套房被劏成了三間，住了三戶七人。她一家四口住的不到二十平米，月租五千港元。另外兩間劏房面積更小，廁所是沒有窗戶的「黑廁」，樓下餐廳的油煙經常排上來，空氣很差。她嘆着氣說「太壓抑了」，自己要是留在廣東，住的地方比這裏大得多。前幾天一家人終於申請到了公屋，正在翻新等入住通知。這還是在兒子女兒出生後有加分，排序從頭來過，好不容易才申請到的。「我住劏房十年，輪候了十八年才等到這個公屋」，說這番話時，秋鳳臉上仍然沒有一絲輕鬆欣喜。她八歲的兒子躲在裏間小床上寫作業，三歲的小女兒活潑漂亮，拉着我們的手看她的小玩具，眼睛像月牙般笑彎彎的。

　　一街之隔有在建的新樓盤，隔壁是嶄新的酒店，漂亮氣派，當然都是大商家開發的地產。那邊是香港，這邊也是香港。然而，那邊的光鮮不屬於這邊的人們，這邊的慘淡也不屬於那邊的關注。在這個地方，抬頭可見大都會的丰采；低頭隨處俯拾哀哀民生。此一眼繁華快意，彼一眼辛酸不堪。同一時空下，兩個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

　　民生即民意民心，民生大過天，湯湯勢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看似微如塵埃，卻是為政治理大事。這一個個愁容，一聲聲嘆息，一幕幕日常，夜聽蕭竹，枝葉關情，誰能安卧？豈能安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