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一聞和鮑賢倫先生，正好是兩種典型。劉先生長期與上海前輩遊，很智慧地接受他們的經驗，並且通過實踐而不斷調整、自我提升，使之與日俱進，形成自家雅正格局。鮑賢倫先生早年也受師訓，主要在基礎方面有一個高調的鋪設。而近二十年來的實踐與思考，已超出向來的套路：即從一個時代（漢隸），去做總體「普查」式臨習，感會對象的精神氣象。從而擇定一個更上游的，人們無多嘗試的，高古而全新的書體，作主體探索方向。如果說劉先生的路數，比較接近傳統「師徒」模式的話，鮑賢倫則是自己思量拓展而來的一種學書理路。這兩種路數並無優劣，卻很典型。

　　模式借鑒，比具體作品借鑒，其靈動性與空間張力大得多，對應學書人眾範圍也廣泛些。比如，我較熟悉的王蘧常先生書藝理路：前半生以章草築厚根基，透過當時碑體俗習，博涉秦漢簡牘陶瓦之隸草，參校乘除之，終以大篆總其氣格，搜集秦漢奇古字揉練，至七八十歲，渾成一體。在拓展了大章草領域同時，由於王老書寫的日常化，還留下一系列章草「副體」：爛漫的小章草札，刀筆兩相體貼的魏碑正書，骨峻神逸的稿行等，品格一律高古，不落唐後一筆。作為學習者，無論其「主創」或「副體」，擇其一皆可私淑有成。但若參照王老人生程序與學書模式，從容作功，最後的創獲，應會格局更大，而又新異。當然這樣很難，需發願以一生規劃。實則，鮑先生的理路，頗近於斯，其書法格致，亦有彷彿。

　　在對話中，二公或鑒於前轍，或預於將來，切點有異，所歸攸同：使自己的筆路能更長遠高深也。

　　如鮑先生說到，要體會中上古書刻，須從歷史文化場景去尋索。那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書刻，在觀念，風格上是整體的，混沌的，蒼茫的，但由於絕對專職化（如巫師）的虔誠與敬畏，使其書刻又充滿靈性與神秘感，同時又顯得絕無機巧的樸拙，鬼斧神工般的自然，人工與技巧，亦因而完全隱退到書刻心理之外。故爾，後人於此間取資，便如循源導流，各成一溪，無古無今。如魏晉之鍾王。如果說鍾王是順勢而新的話，鄧石如，吳昌碩，王蘧常……則需多幾分膽識與智慧：逆流而上，與古為新。這樣難度當然很大。一般人沒條件，也無思想準備，去接近和領受那種上古氣息。可是，如果我們不能認識到這一層，而只隨眼前所好，但從近古書法個性化風格中去臨習取資，欲大造化也難。

　　劉一聞先生嘗以吳昌碩，于右任為例說明：如果你的功力足夠，你的藝術觀念正確，那你在創作上一定不會低。吳昌碩說：「余學篆好臨石鼓文，數十載從事於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自三四十歲到八十後，直將石鼓文寫得全新，且完全是自家法。這是少有的案例。因為吳昌碩學養厚，富識力，下功夫，其情性之高古，與筆墨相表裏。于右任先生，早年於魏碑行書，卓然創意，如果他不改弦更張，將精力轉入所謂標準草書，他的成就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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