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幕「文化獨立」的鬧劇，不期然想起一段承傳文化的往事。

　　六十九年前，一群來自內地的著名學者，以錢穆先生為首，在極其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創辦亞洲文商專科夜校。半年後，更名為新亞書院，改制日校。有感時事多艱，傳統文化岌岌可危，錢穆先生一夜寫就新亞校歌，自勉兼且明志：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其中，「餓我體膚勞我精」，用典孟子「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頗有「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慷慨之氣。何謂「大任」？或可從書院辦學宣言管窺一二：「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東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字裏行間，滿溢中西互通之意、人文關懷之情、教化社群之責，可謂任重道遠。

　　遙想當年，中華學人在英國殖民地，胼手胝足草創新亞書院，援引《中庸》的「誠明」作為校訓，憑藉一腔孤勇，肩負存亡斷絕、返本開新之文教「大任」，苦心孤詣延續中華文脈。

　　回首來時路，新亞書院之草創，堪稱披荊斬棘，艱苦卓絕。不僅最初寓居租用房舍，校無定所，而且曾經深陷贊助經費來源斷絕的困境。為了文化理想，三位創辦人千方百計四處「撲水」：錢穆先生奔走台北募款；唐君毅與張丕介兩位先生筆耕不輟，辛勤賺取稿費以補助書院用度；張丕介先生甚至還典當了夫人的首飾，以此津貼辦學開支……一介文士業已做好效仿「武訓」，行乞辦學的心理準備。

　　論師資，新亞書院「大咖」雲集：除三位創辦人外，還有徐復觀、張君勱、牟宗三、吳俊升、楊汝梅、崔書琴、曾克耑、左舜生、董作賓、饒宗頤、羅香林、李天命、羅時憲、霍韜晦等，任何一位皆為一代宗師。然而，新亞教授的薪酬卻極其微薄，僅及當時官立小學第二級以下水平，不僅薪酬嚴重倒置，而且經常遭遇「斷糧」危機。至於學生，則多為南來青年，其中不乏營養不良甚至患病者，非但無法繳交學費，反而需要減免學費，乃至津貼食宿和資助醫病。

　　縱使物質條件貧瘠之至，但辦學熱情卻熾烈之極。一不怕困難，迎難而上；二不畏艱苦，以苦為樂。當時，新亞書院每周日晚舉行公開文化講座，每次均是座無虛席，如此持續四、五年之久，總計一百五十五次。簡陋的書院由此聲名遠播，漸獲各方推崇，儼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現代版本。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新亞精神，正是建立於書院草創之初。對此，創校校長錢穆先生曾經述及：新亞草創初期，經濟極為拮据，設備簡陋而規模狹小，但仍然憑藉如此可憐的物質條件，而致力表現出一眾學者的教育文化理想；同時，新亞學生多歷經顛沛流離，亦多為窮困所迫，但仍然有志上進，努力向學。

　　反觀今時今日，不由得慨嘆「此情可待成追憶」！在物質生活富足的「東方之珠」，在回歸的第二十一個年頭，竟然有「知識精英」高談闊論「文化獨立」。難道「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一種魔咒式的宿命？今昔對比，情何以堪！

　　「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新亞先賢艱險奮進的文教呼聲言猶在耳，困乏多情的傳承故事歷歷在目。同飲一江水，念茲在茲，又豈可輕言遺忘，甚或妄言斷絕文化精神的原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