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劉毅
作為一個文學創作者，朱天心常以「恐龍」自況，上月出席香港書展講座，更以「這是一個瓦礫時代」形容當前文學的處境。從文學盛世行至瓦礫當下，在她眼中，「瓦礫」並不等同「廢墟」，甚至比後者更遜一些，因為人們可從「廢墟」的斷壁殘垣中想像消失的文明，緬懷歷史的更替興衰，而「瓦礫」則是連這些都不復存在。
朱天心在香港書展以 「瓦礫時刻—當前文學的處境」 開講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朱家三姐妹」在台灣文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的朱天心更是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其父朱西甯是小說家，母親劉慕沙是台灣著名的日本文學翻譯家，姐姐朱天文亦為作家，且是台灣導演侯孝賢的「御用編劇」，丈夫唐諾（本名謝材俊）是評論家，孩子謝海盟為電影《刺客聶隱娘》的編劇。
生於這樣的文學世家，朱天心走了張愛玲「成名要趁早」的成長軌跡，不滿二十歲即出版《擊壤歌》，之後又陸續着作《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三十三年夢》等作品。他人寫作多為埋頭家中幾案，朱天心則選擇在咖啡館創作，時至今日，她依然堅持用墨水筆寫作，故自嘲自己像一隻恐龍，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
代際間的精神傳遞
有讀者評價朱天心，認為其家族的血緣傳承就帶有寫作因素，但她認為，與其說是血緣傳承，不如說是一種身體力行、日復一日寫作精神在代際間傳遞：「父親生命中最重要的時間，都獻給了寫作。兒時上廁所，總能看到他伏案寫作的背影，這樣的習慣一直保持到離世前。謝海盟也是一個寫個不停的人，寫幾百萬字，都會因為不滿意而付諸一炬。從來沒有想過寫了給人看，或者換得一分錢。或許是自小和外公生活在一起的關係，因為父親遺作《華太平家傳》也曾廢稿三次，每次都是數十萬字堆疊起來密密麻麻，其中一次頗為滿意，卻發現厚厚高高的小說稿只剩外面一層紙，如同《百年孤獨》裏最後的場景，被白蟻吃個精光。」正是這樣一種深入骨髓的精神，賦予家人執筆寫下去的勇氣。
去年，台灣出版業在朱天心看來，無疑是一場寒冬，行業內「腰斬」不斷，「很多作家的努力外界是看不到的。」與此刻相比，朱天心表示，他們這一代作家，都會被如今的八十後、九十後台灣年輕人，認為他們遭逢的是一個文學盛世，「他們大致的意思是，只要出版過作品，得一次文學獎，就可被認定為作家，從此名利雙收。」
最好探險地是書架
對此看法的回應，朱天心引用丈夫唐諾的觀點：「他說，今天專業的問題不必文學來回答，遠方的新鮮事物也不靠文字來遞送，新鮮事物就像住在你家隔壁，不需要靠文學，不需要靠三毛的《撒哈拉沙漠》。文學早已不是人生活的基本事實了。」她更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佐證：「學生時代，我身邊的同齡人，即使不以寫作為目的，即使未來想經商，抑或是從醫、從政，都會讀一讀張愛玲、白先勇等文學家的作品。然而如今的台灣，正處於一個不談大價值的時代，人們只關注生活中的小確幸，不再建立情感、心智於文學作品之中。」
胡蘭成（左）和朱天心父親朱西甯 網絡圖片
她猶記得，先前曾做過一次演講，結束後有兩個女生要求她推薦書單，「我本來就不太喜歡書單，書架才是閱讀時的最好探險地。」後來朱天心無可奈何之下推薦了張愛玲的小說，「我回答，那就看看張愛玲吧，她的小說很容易把人帶入文學世界。」沒想到對方竟反問：「她不是死了很久嗎？」朱天心無奈，「當時我心裏就有一大串名單垮掉了，因為他們死得更久。」故她推薦了白先勇的作品，誰料女生當即發問：「那是個老頭嚒？」事後朱天心得出的結論是，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更願意花時間瀏覽好友的「臉書」，看他們的小確幸，而不願意花同樣的時間，關注和自己無關，其他地方或其他時空的文學作品。
但凡是一個作家，都會被問到文學在現世的作用，朱天心坦言，自己也被問過了好多次，因為厭倦及無法給出最恰當答案，會反過來列舉，沒有文學會怎樣？「我不會為文學敲鑼打鼓，文學不能讓人中六合彩，也或許不能塑造一個人的氣質。但若人類沒有文學，照樣活得下去，大概我們會比較笨一點、比較保守、比較沒有想像力、比較會覺得眼下世界很強大，卻只能乾巴巴地不知如何表達。而在文學裏，很多事不必然如此，會有很多夢想，人可以更好一點，更勇敢一點，對別人更慷慨，更寬容，而不同於你眼下看到的這些人。」
謝海盟（右）與侯孝賢談電影《刺客聶隱娘》 網絡圖片
「瓦礫」時代是否意味着離開？在朱天心眼中，留下的人，都是很純粹的一批人，如同電影《星球大戰7：原力覺醒》中的小女孩，生活在那樣一顆遍布瓦礫和廢墟的星球，依然專注而執傲，讓人動容。也是這樣的精神，讓處於寫作瓶頸期的朱天心，也能不「炒冷飯」，面對困難，亦能不走回頭路。
「文學創作始終是為了自己，可以不用考慮迎合任何人，既有不寫的自由，也有寫的初衷，反映的是創作人對人生的態度。」朱天心道。她特別提到侯孝賢：「他拍一部電影，最少需要有五十萬至一百萬觀眾的票房收入，才能收回成本。這也注定一個再怎麼有個人標籤的電影導演，都不能完全不考慮受眾感受。與他相比，我何其幸運，我的成本只是一支筆，或是一台電腦，即便沒有讀者，也只會累及出版社損失三十萬元，繼而成為一堆紙漿。這就導致兩種藝術創作認知的不同，寫作者可以一個讀者都不考慮，專心寫自己；然而導演即使再不遷就，也要挑選一、兩個明星吸引觀眾。」
物慾低反而更自由
總有人問朱天心，以現在的出版業境況，一個作家如何維生？記者從她的答覆中體會到了何謂生活的「極簡主義」，「我和唐諾對生活質素的要求，如同我們的大學時代。其實很多時候，人對物質的需求降低，反而會獲得更多自由。」她有一位曾任某出版社總編輯的友人，一個月需要三十萬新台幣才能維持全家生活，失業後也只能出任老闆一類的職業，這樣就失去了很多選擇的機會。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擊壤歌》封面 網絡圖片
身為一隻文學瓦礫時代的「恐龍」，朱天心的想法是：「那就讓恐龍活着吧。我努力地活着，讓有一天家長想帶着小朋友看恐龍的時候，不需要去博物館或打開圖鑑書，不用靠着大人的描寫想像，還有恐龍可以指認。」如斯執著，只因世間有這麼多人，這麼多條路，總要有逆向而行，手插口袋、優哉游哉欣賞維港風光的人。如若不然，世界這麼大，若是所有人都持一種觀點，選擇同一條道路，該是多麼了無生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