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有靈魂的城市，都該有一份自己的書評。創刊近十年的《上海書評》不算「高齡」，但已在當下中國文化地圖中留下了一份足跡，其文章多次結集，《殊方未遠：古代中國的疆域、民族與認同》（葛兆光、徐文堪、汪榮祖、姚大力等著，中華書局，二○一六年）便是其中之一。這本書的旨趣應是重新認識「中國」，或者說，重新書寫歷史上的中國。應該說，這是很嚴肅又很專門的學術問題，但作為一本評論集，《殊方未遠》的作者大都不是以艱澀作高深之人，因此，收錄的三十餘篇文章言之有物，輕鬆好讀。
尼三
這些文章一共分為七個部分。第一部分側重於理論，葛兆光、許紀霖、吳冠軍等學者討論了「什麼是『中國』」這個問題。第二部分是徐文堪關於絲綢之路和吐火羅學的三篇文章。第三、四、五部分分別是遼史、蒙元史、藏學研究，作者如劉浦江、羅新、沈衛榮皆為本專業學術中堅。第六、七兩部分實際上構成一個單元，第六部分是汪榮祖和姚大力圍繞「新清史」的論戰，而第七部分雖非針鋒相對的論戰，但不論是歐立德、烏雲畢力格的滿文研究還是朱玉麟從清代邊塞紀功碑談國家認同，也都和「新清史」這一學術熱點密不可分。
保衛忽必烈
《殊方未遠》的頭兩篇是葛兆光的訪談錄，內容是關於他近年來出版的兩本書──《宅茲中國》和《想像異域》。《宅茲中國》的副標題是「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葛兆光希望借助周邊的眼光，得到一個更完整的中國。他一再強調史料的重要性，反對在來自西方的「理論預設」下倒看歷史，或從現實利害的角度做「提供證據」似的歷史論證，把討論的物件置於學術意義上的歷史，而不是政治意義上的現實。
在《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一七年五月）裏，杉山正明強調「蒙古時代」的觀點
但是，學術特別是史學，又是無法與政治、現實完全切割的。不但如此，二者之間若即若離的聯繫，很多時候恰是學術魅力所在。比如，葛兆光在訪談中提到的，日本和歐美的學者，提出蒙元時代的歷史不應當是中國的歷史，京都大學的杉山正明近來出版的《忽必烈的挑戰》就認為，「元史」的叫法不妥當，應當是蒙古時代史。碰巧，去年我正好讀了杉山正明的這本書，回頭翻看當時隨手記下的幾行讀書感想，第一句便是「這本書充滿了意識形態的伏筆！」《殊方未遠》中收入了對杉山正明的一篇訪談，以及羅新的書評《元朝不是中國的王朝嗎》。杉山正明在訪談中仍強調他提出的「蒙古時代」的觀點，也就是忽必烈塑造的是具有近代意義的「世界體系」，而不是一個中國的王朝。羅新則很巧妙地指出，忽必烈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與此迥異。早在漠北時，忽必烈就對中國歷史感興趣，「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跡」，他把草原時代的歷史與滅金以後入主中原的歷史分成截然不同的階段，把自己定位為蒙元歷史第一人。忽必烈建立元朝，目的是要接續宋金的歷史，他從來沒有在三代至宋金的歷史之外尋求認同。換言之，那個孜孜以求建立「世界體系」的「忽必烈」只是杉山正明歷史觀打扮出來的「忽必烈」罷了，歷史上的忽必烈還是置身於中國的歷史傳統中看待自己和王朝的。故而，杉山正明不是發現而是發明了一個「世界體系」，也發明了一個「忽必烈」。
捍衛忽必烈或捍衛元朝，其意義當然不止於多一個或少一個中華帝國史上的皇帝，也不只是在二十四史中多做一份帝王家譜，而是關係到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傳承與延續。當然，《殊方未遠》畢竟是一本史論集而非政論集，這些寓意深遠的論爭如同武林中的絕頂高手過招，並不近身肉搏、臨陣叫罵，只須遠遠對視，緩緩比畫幾個動作，攻守勝敗便一目了然了。這種君子式的較量讓人看到了學者的態度和智慧。
焦慮抑或警鐘
相較而言，關於新清史的一組文章，也就是全書的第六部分，火藥味就更濃一些。且看反方主將汪榮祖的話：「清朝為中華帝國史上不可分割的朝代，何從質疑！然而近年來流行於美國的所謂『新清史』，否認大清為中國的朝代，否認滿族漢化之事實，而認為滿人有其民族國家之認同，清帝國乃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中國不過是清帝國的一部分而已。而最顛倒之論，莫過於指責清朝為中國朝代之說，乃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之產物。」在《清帝國性質再商榷》一文中，他介紹了對「新清史」持反對態度的一批學者的觀點，重申：滿清帝國乃中華帝國之延續。
支持「新清史」的姚大力則認為，反對者抱有對「政治不正確」的高度甚至過度猜疑，引導人認為「新清史」別有用心。按照姚大力的看法，一九九六年羅友枝發表《重新想像清代：清時期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引起何炳棣的強烈不滿，並撰文《捍衛漢化》加以駁斥。其實，羅友枝只是要把「漢化」這個老故事從中心議題的位置上「挪移」出去，以便為講一些新故事騰出學術空間。在老故事的套路裏，元朝或清朝的成功在於統治者主動「漢化」，而根據「新清史」講述的新故事，正是主觀上對全盤漢化的拒絕，才使得元朝或清朝成功地運用內亞資源，對帝國特別是西北部的人群實施了有效治理。正因為如此，「新清史」提供了一種新的學術思路，「這種國家（內亞邊疆帝國）建構模式的形成，實則萌芽於遼，發育於金，定型於元，而成熟、發達於清」。
對此，汪榮祖又給予了更激烈的回應，他認為姚大力雖然為「新清史」辯護，卻未能理解「新清史」的原意。漢化，在「新清史」學者如歐立德、柯嬌燕、羅友枝等筆下，絕非是姚大力認為的不值一提的「老故事」，而是必須批判的「大議題」。「新清史」的內亞視角固然有助於認識多元中國，但並不能否定清帝國的立足點在中原。汪榮祖明確指出，「『新清史』諸君都是學者，我不相信他們有任何政治意圖，美國學者對政治的影響也極為有限。但無可諱言的則是，這些所謂理論足以為具有政治目的者張目。」他還說，「所謂『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其核心議題並不很『新』，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日本即有『滿蒙非中國』之論，很能配合日本當年的國家目標。十年之後就有『滿洲國』的成立；若非抗戰勝利，東北、內蒙古、台灣豈能為中國所有？」
姚大力說，對「新清史」的批評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政治焦慮。應該說，這確是部分實情。但在我看來，學者似也不能心如死水。龔自珍說，「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史學的政治意義，從來都無法否認。如葛兆光在書中提到的，金毓黻看到日本人寫的東北史、清史著作，內心十分震動和焦慮。如果汪榮祖確有「焦慮」，似也應作如是觀。實際上，近代的史家的學術研究大都有強烈的政治寓意。傅斯年寫《東北史綱》，目的在回應矢野仁一的「滿蒙非中國論」。七七事變後，陳垣寫《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也含有抨擊敵偽之用意。其實，正是這種焦慮，讓這些焦慮的學者們拋開書生氣，敲響關切現實的警鐘。
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 台灣遠流出版，二○一四年九月）
今天，國際政治形勢已經有了很大變化，但類似的不純粹是學術的「學術挑戰」依然存在。所謂「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學者或許本無心也不願讓自己的學說被政客利用，但其學說被政客拉作「虎皮」的史不乏書。在我看來，避免這一結局的最好辦法大概包括兩個方面，其一，繁榮學術爭鳴，其二，指出某種觀點被用作政治口實的可能，即如汪榮祖這樣敲敲警鐘。只要論辯之雙方不借助世俗權力為己張目，這兩方面就都屬於學術自由的範疇。
但話說回來，警鐘的警示意義，主要不在分貝或頻次，而在及時、準確。過度政治化地理解「新清史」難免遮蔽其學術貢獻。如葛兆光所指出的，如果把「新清史」看作不同方法、不同角度的研究，就會看到更加完整的清代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滿文研究自然十分重要，如果不掌握這部分材料，對清朝的民族、邊疆等問題的了解就是不完備的。《殊方未遠》中收錄的烏雲畢力格《清史研究豈能無視滿文文獻》對此作了很好的說明。同樣收於此書的《狄宇宙談內亞史研究》對「新清史」的看法也頗有見地。狄宇宙認為，「新清史」是各類舶來學術觀點的混合物，其中包括了日本的滿蒙研究，還有歐洲的滿洲學、蒙古學研究，這些學術觀點捆綁在一起輸入美國。在日本和歐洲的學術傳統中，清朝研究的主要學術根基是對蒙古和滿洲的研究，但美國不一樣，主要關注中國現代性問題、西方列強衝擊等，而且幾乎不使用除漢語外的其他語種。因此，「新清史」這一潮流把蒙古和滿洲重新納入視野，體現了一種更加包容多元、更具學術敏感性的研究視野。
遙遠的注目
不僅「新清史」或「忽必烈」，《殊方未遠》一書中談及的問題，不論是葛兆光運用朝鮮、日本的史料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還是其他學者在內亞視角下開展的遼史研究，或者利用滿族、蒙古史料的「新清史」，抑或藏學，都以一種新的視角照亮了傳統中國史研究中不太受到關注的某些「暗處」；又都或多或少地引發學術之外的遐思。原因或許在於，這些「暗處」之所以變暗，都和現實政治權力的強弱與話語權力的消長。
實際上，史學研究，特別是《殊方未遠》關注的疆域、民族和認同，無一不讓人產生政治的聯想。葛兆光在前文提到的訪談中說：「我相信，最近這些年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將是一個越來越引人注目的中國與周邊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如何相處的問題。我們已經遇到很多麻煩，政治上的麻煩，當然應當由政治家根據國際法去處理，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人相當輕蔑歷史知識卻動輒講『歷史』，在這些問題上，既不會把歷史疆域與現實領土問題分開，也無法講讓周邊都接受的道理。可是，有些學者雖然意識到這些問題的意義，也特別想介入這些領域，但是，他們要麼一下子就落入帶有政治意識形態的論述，不是學術立場的評論，那麼一下子就投入時髦理論的窠臼，拿了大理論大概念說一些空話。」他又說，他和余英時一樣，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因此，基本上討論的還是歷史，或者說從歷史的角度來討論這些問題。
我想，這些話道出了葛兆光自己的學術追求，也道出了《殊方未遠》這本書的企圖心。這是一種對政治遙遙眺望的情懷，又是一種與它自覺保持「一臂間隔」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