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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於是之家書》（作家出版社，二○一七年）是於是之的夫人李曼宜親自編選的，小開本一冊，不厚，適手而溫馨。全書收錄家書一百五十餘封，又收日記若干則以為補充，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按寫作之自然年代編排。閱讀這份家書，讓我們觀察到一部藝術家心史，由此也體會到一顆追求真善美的靈魂在新中國前三十多年的愛與怕。
青年時期于是之與妻子李曼宜 網絡圖片
於是之出生於一九二七年，正是左翼思想和革命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新中國成立那年，他二十二歲，正是青春好年華。他們那代知識分子的履歷，大多經歷了一個思想改造的過程。而參加「土改」，對於或主動或被動地洗去他們身上的舊社會烙印，是極重要的一環。於是之參加「土改」的地方是湖南，時間是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二年三月。這段經歷對他觸動很大。一個全新的天地在他眼前打開，用他在日記中的話來說：「土改工作中每一步驟，都是一首詩啊！」「我自己覺得在劇院當中我真像個寵兒，這一下放我出來，接觸這許多人，我開始覺得我不行了。」
思想改造後戒煙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反映「土改」的名篇，也是許多知識分子認識「土改」的「教材」。於是之也讀了這部小說，將書中內容與現實農村相印證，令他收穫頗豐。他對妻子說：「我們對農村的了解都太概念，好像那幾個階級都是各據一方，挑出旗子曰貧農、中農等等。其實不然」，「身為中國人而不面向農村，那他考慮一切問題都將是片面的，他就不容易懂得為人民服務的嚴肅意義」，「考慮中國的前途不該從天安門和王府井的基礎上瞎想，應從農村的未來着眼。」「在農村工作才懂得什麼叫新現實主義的藝術，和它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意義。」他起初希望李曼宜不要參加「土改」，但只經過一天學習就改變了看法，對妻子說一定要爭取參加「土改」。
「土改」的經歷還改變了於是之對中國共產黨和領袖的看法：「沒有黨是沒有新中國的，黨又是中國人組織起來的，我是中國人，就該入黨。」思想改造的「成果」又反映在生活習慣上，於是之戒煙了，因為「毛澤東的青年是不該吸煙的。」
于是之妻子李曼宜（中）與《于是之漫筆 》編者童道明（左）、 以及著名演員濮存昕聊天 網絡圖片
在後來的歲月裏，於是之還曾多次參加過形式多樣的政治運動。一九六一年，他隨北京市委工作組去密雲參加整社運動，這也是一種「學習」。在其間的一封家書中，他說，「我想學習這門東西，或者也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學經典著作，精讀；一方面要瀏覽時人的這方面文章。唯讀前者，容易使自己覺得無處下筆，找不到研究的題目，看不見『行情』；唯讀後者，怕要流於一般，便沒意思了。」「學習」二字，在新中國語境中具有獨特含義。新政權甫一建立，執政黨就發出了「從頭學起」的號召，這一場學習運動是針對全社會的，但主要目標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除舊布新，因此，對於作家藝術家意義格外重要。參加整社運動，於是之對農村更加了解了，還聽老黨員講了不少革命故事。我們時常能讀到「舉國上下，熱氣騰騰的革命氣派又將出現，許多事情都是令人興奮不已的。」這樣的語句。我想，這不是為了表心跡而刻意喊的口號。不僅因為這是寫給最親密的人的家信。而且，於是之在信中還饒有興致地記述了他見到的農村風情：「山裏，果子樹上果子早已收了，葉子也差不多脫盡。只有杏樹上還掛了些變黃的杏葉；偶爾看見一株紅梨樹，葉子仍是紅艷艷地掛着。海棠樹葉是早脫盡了的，但還有幾顆海棠果掛在枝上，打柴時，就摘下來吃。」當然，這並不是說於是之就放棄了一個藝術家的清醒。相反，即便在政治掛帥的時代，他依然保有對藝術的真知灼見。比如，看完《洪湖赤衛隊》後，他覺得此劇「很好」，但也指出一個「大缺點」，「即是非歷史地提了毛澤東思想。」
憐子如何不丈夫
藝術家大都感情豐富，於是之也不例外。自兒子于永出生後，家書裏就多了一份柔情和牽掛。出門在外，碰到什麼可愛的小玩意兒，於是之總忘不了兒子。「這裏賣一種塑膠的小水壺，背在身上，可供兒童旅行飲水之用」，「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一種拼音撲克，便又買下了，又是一種培養他坐着動腦子的玩意。」即便是寄信用的信封，也換作了給兒童專用的，上面畫着某種動物。在信中，他不忘給兒子留言：「于永：你好，現在爸爸正和農民叔叔一起工作，信封上的熊貓好不好？」兒子得了皮膚病接受治療時，於是之又特意選了一個獅子信封給他，「多少會有鼓勵他要勇猛之意」。當時兒子還無法讀懂爸爸的信，但於是之有時又不滿足於妻子做「二傳手」，就在家書中直接附上一封用拼音寫的信。可惜編選者沒有把這封特殊的信收入書中，我們無緣目睹，但想來一定妙趣橫生。
青年時期于是之與妻子李曼宜 網絡圖片
一九六一年，兒子快上小學了，起個什麼學名，讓於是之頗費心思，聯繫當時的形勢，他想到了「于農」「于躍」，但又覺得「硬配合政治」。當然，於是之最關心的，還是孩子的身體和思想的成長。他主張要保護天性，自由發展。「小伶喜歡孫悟空，就該弄些棍棒教他耍……喜歡划船就叫他去划」。一九六四年上半年，為了寫作後來定名為《礦山兄弟》的戲，於是之頻繁赴煤礦體驗生活。二月十一日，才從門頭溝京西礦務局返回劇院，四月又去了京西安家灘煤礦。星期六的晚上，他聽到無線電放的《唱支山歌給黨聽》，又想起兒子唱這首歌的情景。在信中，他對兒子作文得三分又滿不在意有些憂心，一方面感到「不能老批評他這一點」，一方面又覺得「這種苗頭要抓住」。五月，於是之又要去徐州的賈汪煤礦等地深入生活，一走就是好多天。想到要離開兒子，他有些遺憾：「等我回去以後一定要帶他出去划一次船。這可以先告訴他，我記得自他提出來以後，一直看我們忙，他就沒再提過。」
于永的青少年時代，中國社會被濃郁的政治氛圍所包裹。一個人的命運，往往由一紙政治鑒定決定。於是之對此十分清楚。「文革」中有一份材料誣陷於是之是「地下國民黨」，耽誤了兒子入團，這令他很憂心。在外出差還寫信詢問「入團事批下來沒有？十分惦念」。當時是一九七三年，林彪已於兩年前「自我爆炸」，周恩來主持日常工作，各方面情況出現轉機。看得出來，於是之的信心也隨之回升，在信中寬慰家人也寬慰自己地寫道，「主席路線、政策的落實，確實還要有一個過程，着急也沒有辦法。只有相信黨，相信主席的戰略部署，一步一步地學下去、走下去，一切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然而，到了五月十日，還沒有收到家裏的回信，於是，他又不安起來，寫信說「為什麼我寫去的前一封信沒有回信呢？我想到的是兒子入團的事又生了什麼波瀾，你們不願意寫信告訴我。於是我就猜測起來，有時想得很嚴重。」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 ，于是之在話劇 《太平湖》中飾演老舍 網絡圖片
後來，兒子談戀愛了，於是之的家書中又多了新的內容。一九八二年，在紹興，他為兒子的女友葉京買了一個「麻包」，給兒子買了一件襯衣。再後來，於是之有孫子了，小傢伙還沒出世，就在家書裏擔綱重要「角色」。一九八三年九月，於是之赴日本演出《茶館》，忙裏偷閒，除了給親友買禮物，還給未來孫子買了一件小衣。
一九八五年一月，在廣州開會期間，逃會半日，上街給孫子買了一身薄毛衣褲，顏色是淺綠，買回來後同行者評價不高，並問他孫子長得白還是黃。「我理直氣壯地說：『白！』」為孫子「拔闖」之態，躍然紙上。當然，於是之也同樣關心已為人父母的兒子兒媳，在一封信中，他寫道：「我倒是更關心葉京、于永他們的上下班問題，每天路上要三小時，葉京晚上還要上課，這就難為他們了。」舐犢之情，令人感動。
信中乾坤大
家書，也可看作個體對時代的速記稿，讓後人窺見時事變幻以及社會心態的風向和消息。《於是之家書》同樣是一份治當代史的絕好史料。
比如，從家書中，我們可以理出一份於是之五、六十年代的大概書單，其中包括《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銅牆鐵壁》、《共產黨員標準》、《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創業史》、《星火燎原》等以及馬恩列斯、魯迅和高爾基的文藝論著，毛澤東的《文藝座談會講話》更是不止一次讀過。一邊讀這些書，於是之一邊反思自己的思想，感到「太缺乏革命的英雄主義的情感」。再如，一九六一年是空氣相對寬鬆的一年，在這一年，「雙百方針」重新被強調，給右派摘帽的速度也加快了。從家書中，可以看到於是之的心境也亮堂起來，「你也會被這山區、這人民吸引吧」「我愛上了我們的馬欄村，也愛上了這裏的人」，同時他也「自覺地」告誡自己：「最近『藝術家』行情又見漲，使得有些人又飄飄然起來也。修養上是藝術家，作風上是普通勞動者，是上品；修養上是普通勞動者，作風上是『藝術家』則是下品了。」字裏行間傳遞出新中國知識分子複雜的心路歷程。
謝添執導、根據老舍同名原著改編的電影《茶館 》（ 一九八二年）裏，于是之飾演掌櫃王利發。圖示王利發（右）與女招待小丁寶（尚麗娟飾）。 此圖亦是內地 《大眾電影》雜誌一九八二年八月封底 網絡圖片
又如，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於是之去山東巡迴演出《紅旗飄飄》、《烈火紅心》。他參觀了淄博壽張縣的一家託兒所。「小孩都圍一色紅圍嘴兒、一色小紅帽出來迎接北京客人」，小孩中也有小領袖，帶頭喊口號，「為了幸福，我們不哭」，「為了萬斤糧，我們不想娘」，「為了萬斤社，我們不想爹」。這充滿稚氣的語言，不正是「大躍進」下充滿稚氣的歷史的寫照嗎？
在一九七七年的一封信中，於是之說，他不想寫鬥「四人幫」的題材了。「這廠裏的同志已覺得現在應寫大幹快上，老說那些『四人幫』迫害人的事，並不是他們最想看的了。」「四人幫」的影響不可低估，但是一兩年後，「如果不是寫得特別深，正面的東西不是宣傳得特別生動，只暴露『四人幫』，觀眾可能是不太感興趣了。」到了一九七八年，於是之等人去大慶演《丹心譜》，會後石油、化工兩個部的領導招待演員，叫郭蘭英席間唱歌，郭自報唱山西梆子《紅燈記》，但領導要求「要老的，要老的……《打金枝》」，郭蘭英只好唱了《打金枝》。這又讓我們看到，在文化藝術的領域，一旦政治的緊箍咒被去除，老百姓對美的渴求和鑒賞，就會如同春草一般擋也擋不住地滋長開來，而這給人的啟示，又豈止是理解已成過去的歷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