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追求變革的時代。抵制金融霸權、脫歐、反腐等主題在東西方同時向舊秩序發起衝擊。這也是一個抵制變革的時代。移民風潮肆虐歐美，開放的全球化、普世價值又重歸保守。
沙 亮
其實，這些看似錯綜複雜的變革趨勢以及其反動，歸納起來都源於全球的政治越來越透明化，及時化和激進化。人們有了移動互聯網這個強大工具，捲入磅礴的城市化潮流，卻沒有從根本上做好理性參與的準備。可以說，現在已經到了反思的時候。應該在歷史中尋求一個相似的情境，品味其中的經驗教訓，探索我們的處事方式。那麼，大正時期的日本（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年）恰恰提供了關照對象。
理解日本歷史的關鍵
從國人的眼光來看，處於明治（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二年）和昭和前期（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五年）之間的日本，似乎默默無聞，平淡無奇。但恰恰是這一時期，日本從重振乾綱走向了軍人政治。為什麼薩長藩閥政治被艱難終結後，本應迎來政黨崛起、平民宰相的積極局面，卻出現首相、親王相繼被暗殺的激進格局？為什麼中產階級在護憲運動、大正政變、米騷動等系列事件中活躍起來，卻在經濟走向低谷中反過來支持帝國擴張和軍部獨裁？為什麼民權意識在文化普及中覺醒，卻對殖民地持普遍歧視的態度？這些問題不僅是理解日本歷史的關鍵，其本質也冥冥中影響今日之世界格局。
日本學者成田龍一（RyuichiNarita）網絡圖片
為此，一本能夠引發上述思考的專門書籍就十分必要了，中和出版近期推出的《日本近現代史》叢書之四：《大正民主運動》（成田龍一著、李鈴譯）恰其時也。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傳統上國人注目或者容易接受的是政治史、從宏觀上把握的歷史，說的是大人物、大事件，本書卻是另類。作者側重分析的是社會史，關注的是大變革時代下普通人的生活。為此，本書以三個獨特的視角切入此主題。
面向「國民」書寫哀愁
一是選取吉野作造、市川房之等一批活躍於大正時期的作家的生存狀態和寫作情況：在海外，這一批活躍於當時的新興傳媒——報紙、雜誌上的作家恐怕不夠聲名顯赫，但他們卻最早融入媒體，面向「國民」寫作。他們跳動的神經緊隨時代的腳步，採取凝煉的筆調書寫國民的哀愁。這些大正時期的「大V」們的思路是自相矛盾的，他們一面關注憲法、人權、民生，另一面又憧憬帝國的爆炸式膨脹，選擇性地無視後者加諸國民的負擔和苦難，預示悲劇的起源範疇。
二是城市中「雜業階層」經營者在幾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中的表現和思考模式：作者詳細地評述幾次「雜業階層」的群眾運動中「老闆」的表現，特別是大量採用當時傳媒和時人的日記來加深呈現的力度，完美地還原了日本第一次城市化進程中的中產階級的覺醒和崛起過程。同時，作者反覆強調，東京是中心舞台，大阪、神戶、橫濱等工商業城市，以及富山、吳等大城市的周邊小城鎮，都通過傳媒動員和本地名人的策動輻射性地加入到民主運動中來，塑造出城市化與民主化的互動過程以及民間商業資本與藩閥產業間的艱難博弈。
三是殖民地擴大在本土民眾中引發的矛盾心理：聚焦在「國體」爭論過程中的是對台灣、滿洲、朝鮮、南樺太（庫頁島南部）及德屬南洋群島等新加入帝國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下人民的歧視心態。大正時期，是日本移民輸出的第一個高峰，大量日本人進入新殖民地從事開墾、貿易、產業建設，開啟了一波殖民地的城市化進程，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移民與海外原住民之間的摩擦和對抗，也就引發更多悲劇。遺憾的是，日本人對新殖民地是以征服者的身份開發的，對原住民則是以施捨者的身份對待的。大正時期日本國民對人權的積極爭取和對殖民地原住民的差別對待，現在看起來是非常矛盾，乃至荒謬的。但這恰恰是引發舉國動員和東亞戰爭的根源所在。
以鄰為壑終失道寡助
回到當下，對比民主化運動後的當今各國，不論是歐洲還是中東，結局都很傷感。民主運動的成果不是被強權利用，就是被強權顛覆，不僅沒有實現「變革」預期，反而迷失方向。就像勒龐在《烏合之眾》中的評價：「群體中的個人不但在行動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質區別，甚至在完全失去獨立性之前，其思想和感情就已經發生了變化。」米騷動的烽煙可以點燃日本百分之八十的城鎮，騷亂可以毀掉一任內閣，卻使國家喚起了群體動員走上侵略道路的野心。正是同樣一群人，集合成軍隊的力量，在捏造的天皇「大義名分」下，滲透、改造、玩弄政府，失控的戰爭機器毀掉亞洲、也最終毀掉了日本。
海明威說：「因為我與人類難解難分，所以千萬不必去打聽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我們也應當反省：發生在大正時期的悲劇起源，也有可能降落在自己頭上。當我們以鄰為壑，對「他者」關閉國門的一刻，被激情煽動喪失理智的一刻，下一刻被視為「他者」，被利用、被操縱的，會不會是我們自己。
為此，讓我們翻開這本書，重回苦難降臨前的那段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