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豐鈴
寫人物傳記需要體現兩個特徵——「真」與「活」，事實上，這取決於素材的真實性和豐富性。比起為兩位粵劇藝術大師作傳，《馬師曾與紅線女》則更像是一本貯藏大量真實素材的「前傳」。
談及這本書的分類，本書的特邀編輯高宏的先生認為：「此書不是傳記，但為寫人物傳記提供了基礎素材，包括圖像。」全書呈現約三十一萬字資料、一千多張照片，實為拋磚引玉，而這本書的作者馬鼎昌就是馬師曾與紅線女之子。
作者馬鼎昌以編年紀事，將二人對粵劇、對國家、對人民的情懷化為一份年表。上下兩冊，一表兩張，兩條人物線分開逐年記錄相關大事件，並陳卻非並行，而是互為補充，當讀者閱讀下冊紅線女年表時，既可感知紅線女的光輝人生，亦相當於從另一個視角，對照回顧了上冊馬師曾的流金歲月。
始於戲 終於戲
這份關於情懷的年表，起於一九○○年。
一九○○年馬師曾生於廣州，西關戲台、東關戲院裏的大戲伴他度過幼年時光，也讓他對粵劇表演產生濃厚興趣。從廣州到香港，再輾轉入新加坡，學徒、教師、藥販、礦工、戲班演員和師爺，各行各業他都做過；生、丑、淨、旦，皇帝、媒婆、義俠、奸臣，什麼角色他都演過。本書第二章「馬師曾大事年表」，滿滿一百四十三頁，一個「戲」字貫穿始終，從西關戲台下的小觀眾，到一九六四年電台裏的一曲《屈原》絕唱，可謂始於戲，終於戲。
戲，始終要從生活中汲取養分。台下的人間世態，往往與台上的悲歡離合相呼應，豐富的人生閱歷，亦令馬師曾能夠更好地揣摩各行各業的角色。書中記敘最多的，便是他師從生活、對於傳統粵劇的改編與創新。一九二三年重返廣州後，他曾住在西關觀音大巷，時常聽到有人沿街叫賣檸檬。叫賣聲沙啞卻咬字清晰，而彼時的他為了把《苦鳳鶯憐》的余俠魂一角演好，正想辦法創造一種符合乞丐身份的腔調，就以此為據創造出「檸檬喉」，亦叫「豆沙喉」或「乞兒喉」，這便是日後飲譽粵劇藝壇近四十年的「馬腔」。
就在馬師曾開始主持「大羅天」、對傳統粵劇劇本和表演藝術大膽革新，粵劇作為嶺南第一大地方劇種地位穩固之時，鄺健廉（即紅線女）學戲的願望卻遭到父親的反對。直到一九三九年，她赴香港跟隨何芙蓮學戲，其後以「小燕紅」藝名登台走步，至此，鄺健廉亦走上了她寄以畢生精力的粵劇舞台。
一九八○年，紅線女赴港演出期間，到香港《大公報》報社拜訪費彝民（左） 書中圖片
壯遊千里 心繫山河
一九○○至二○一三年，本書截取的這一百一十三年，在璀璨的粵劇藝術舞台之下是一個歷經滄桑巨變，由屈辱轉向富強、由覺醒進而騰飛的中國。
「船到新加坡的前一天，停靠在一個小島檢疫，每人都要打防疫針，被關在底艙的一百多人則要全部脫光衣服走上岸，讓外國人用硫磺水從頭到腳淋濕，名為消毒，稍有遲疑即被拳打腳踢。」這是馬師曾初出國門時的遭遇，亦是國人在海外所遇屈辱的一個縮影。
名人的待遇就會不同？「凡是稍為高尚的場合，門前必定標示着『黑人與中國人禁止進入』的種族隔離字樣。」十四年後，成名已久的馬師曾應聘赴美國金山（三藩市）演戲，隨身攜帶一本《千里壯遊集》，內刊有他的文章《我之希望中美親善談》。然而，這本集子卻被美國探員當作「政治宣傳品」，不分青紅皂白將他關進拘留所。國弱則民賤，書中記錄馬師曾的悲憤心境，亦還原了他與紅線女愛國救國的事跡。
自「九一八」事變起，馬師曾編演了多部斥責漢奸的劇目，包括《洪承疇》、《秦檜遊地獄》等，借古諷今，並按月捐獻部分演出收入支援前線抗日將士。他參演的抗戰籌款電影《最後關頭》放映時，全場觀眾隨劇中人「一定要把侵略者驅逐出去」的呼喊而群情激昂，掌聲雷動。影片的宣傳海報上有這樣三行加粗大字：「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一九四一年的最後一天，一葉漁舟輕飄而過大嶼山，船上載着馬師曾一家老少。就在六天前，香港第二十一任總督楊慕琦爵士（Sir Mark Aitchison Young）手舉白旗在半島酒店向日本侵略軍投降，不願為侵略者粉飾太平的馬師曾決然離港出走澳門，後轉入粵西，組建「抗戰劇團」（後更名為「勝利劇團」），開始了為時三年零八個月的抗戰演出歷程。也是在此期間，他與加入劇團的紅線女患難與共，相知相守，在空襲警報和炮火中堅持巡迴演出。
抗戰勝利後，兩人在港一同發展粵劇及電影事業，多次發起義演為河南、安徽、江蘇、兩廣等地災民籌集經費。一九五一年，紅線女與馬師曾赴廣州參加「抗美援朝粵劇大集會彙演」。義演之餘，她將身上佩戴的項鏈、戒指、耳環等鑽石首飾當場除下，捐給中國人民志願軍作軍需之用。
紅線女（左）把手書 「我的生命屬於藝術 我的藝術屬於人民」 字幅贈予國家一級編劇鄧原 書中圖片
與《大公報》逾半世紀淵源
新中國的氣象帶給馬師曾與紅線女深刻的印象，兩人下定決心返回內地發展。而從中穿針引線之人，是當時的《大公報》社長費彝民。
事實上，兩人與《大公報》的深厚淵源早在五○年就已結下，一九五○年年初，時任澳門鏡湖醫院院長的柯麟告知在香港的馬師曾，可以通過費彝民與內地聯繫。而五年後，馬師曾收到費彝民轉來的一封田漢從內地寫給馬師曾的信，傳達了文化藝術界新老朋友熱情而懇切的心意。同年年中，費彝民更與紅線女見面，談及到內地的觀光事宜，並代表當時的廣東省省長陶鑄邀請紅線女參加國慶觀禮活動，也是在這次行程中，紅線女決定盡快完結香港的電影工作後回到內地。在二○一三年《百年大公報》歷史圖片展暨《大公報》廣東分社成立儀式上，八十八歲高齡的紅線女到場出席，並於同年擔任《大公報》廣東分社榮譽顧問。
紅線女曾手書：「我的生命屬於藝術，我的藝術屬於人民」。本書序言中，廣州市原市長、廣州市振興粵劇基金會會長黎子流認為，紅線女由「成戲亦成人」的境界更進一步，上升為「勞動人民的紅線女」。
二○○八年五月十七日，紅線女在廣州為四川地震災區義演並捐款，左邊第三位起羅家寶、黎子流、紅線女、羅品超書中圖片
「我的藝術屬於人民」
前蘇聯、朝鮮、越南、新加坡、美國、加拿大、日本……自一九五七年起，紅線女多次帶中國廣東粵劇團出國訪問演出，而書中記錄更多的，是她面向普羅大眾的各種公演、義演，以及生機勃勃、來源於民間的藝術感染力。《李香君》、《昭君出塞》、《山鄉風雲》、《白燕迎春》，「紅腔」唱遍大江南北，一曲《荔枝頌》更是膾炙人口。馬師曾亦先後編演了《搜書院》和《關漢卿》等傳世劇作。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關於傳道授業，紅線女說：「作為一個粵劇工作者，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支持、推動和發展粵劇藝術。這不單要靠專業人員，也要靠業餘愛好者，他們的力量是很強大的。」一九九○年一月，為培養粵劇人才，繼承弘揚粵劇藝術，紅線女擔任團長、藝術與總指導的小紅豆粵劇團正式成立。而縱觀「紅線女大事年表」一章會發現，她將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都貢獻給了整理廣東粵劇資料及培育粵劇藝術接班人的事業。
馬鼎昌在本書《後記》中開篇即道：「母親的驟然離去，令我心中湧起了一股強烈的衝動：一定要我把母親和父親不平凡的一生用圖文記載下來，以為紀念，並留在所有喜愛他們的大眾當中。」由此不難看出作者滿懷對父母的思念和崇敬，而難得的是，筆下之書凝練、平實，字裏行間始終是含於情，忠於實。「馬師曾與紅線女不僅是我的爸爸和媽媽，他們還是當代粵劇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組合，他們的藝術造詣凝聚成中國當代文化藝術殿堂上一對漢白玉般的基石。」
百年之後的香港，有句現代戲文亦被奉為經典：「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有此三見，方為一代宗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