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 三
前不久，有條「丟書大戰」的微信廣為流傳。據說把書丟在地鐵裏，有助於促進書的流轉以及公眾讀書。不過，我覺得這更像個噱頭。讀書是一種生活方式，喜歡讀的便自行讀去，不愛讀的也不必勉強。但既然拿起書來，就需認真，大眾閱讀或學術閱讀，皆是如此。
那麼，如何才算讀書認真呢？前賢對此多有教誨，朱熹老夫子說：「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近代革命老人徐特立則說，「不動筆墨不讀書」，這或可概括為「筆到」，這樣說來，讀書應有「四到」。葛兆光的《且借紙遁：讀書日記選（1994-2011）》可謂這「四到」讀書法的一部好教材。
學者葛兆光 網絡圖片
《且借紙遁》共收書三百餘種，據葛兆光自述，是從「上百萬字的讀書日記中選出來的」。可見，這只是他所讀書之冰山一角。他還說，這本書收錄的多是「並不用心讀」的「閒書」，是一個以學術為業者的「業餘愛好」，解悶消遣之物，和《封神榜》裏的神仙「土遁」或「水遁」一樣，以此之故，書名喚作「紙遁」。其實，這些所謂「閒書」卻是一水兒的學術書，並非休閒讀物。這讓我想起一九二三年胡適為清華學生擬過一個「最低限度」國學書目，一下子開出一百八十四種，被輿論認為太多太專深，而不合乎「最低限度」四個字。葛先生的「閒書」大概也應作如是觀吧。
閒書並不「閒」
這三百多種書中有當代學者著述如周質平的《胡適論叢》，有前賢之作如錢穆的《中國學術思想文叢》，還有史料書如孫寶瑄、翁同龢等的日記，有國人作品，也有西洋人或東洋人的作品如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大部分均為新出版的書，卻也還有些「舊書」如季鎮淮著《司馬遷》（出版於一九六○年）等。總的來看，這些「閒書」即便處於葛先生學問體系之外圍，也沒有超出其治學專長之外，這也可見閒書不「閒」。
更值得注意的是，收入《且借紙遁》的書，一多半出版於境外，又有不少是日文著作。縱然身處開放社會，今天的年輕學人讀到這些書並不太容易，對於僅對學問有興趣而非以此為業的閱讀者，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如我猜測不假，葛先生編選此書時，或也有這方面考慮。不管怎麼樣，這本書都為我們了解全球學術版圖打開了一扇窗戶。
學術之後廚
葛先生可謂著作等身，如果說讀他的其他著作如品味一道道大餐，那麼，《且借紙遁》則是給我們展露了學術的後廚，令後學窺見治學之門徑。
葛先生說，三十多年前，他在北大古典文學專業讀書，專業要求模擬《四庫全書總目》，對所讀書作六百字的提要，「現在回想，這一近乎刻板的訓練，讓我至今總是習慣於對書作『撮要』、『概述』或『摘錄』」。這項功夫正是傳統學人看重的目錄學。鄧廣銘說治史有「四把鑰匙」，其中之一就是目錄學。陳垣也一直強調，目錄學是學問之基礎。我想，如把學問比作多層大櫃子，目錄學好比是抽屜上的把手，為人們拉開抽屜，取出櫃中之物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對於學者個體而言，由於術業有專攻，這些「把手」必須手造，無法假手於人，而傳統或現代的各種檢索手段，最多只能充作製造「把手」的工具，絕不能替代「把手」本身。
《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二○一三年六月）是葛兆光最負盛名的著作 網絡圖片
捧讀《且借紙遁》，「把手」可謂比比皆是。比如，讀《桑原騭藏全集》的筆記中說，有兩篇有關中國的書評值得一看，一篇論陳垣之《元西域人華化考》，另一篇則論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又如，在陳榮捷（Wing-Tsit Chan）《近代中國的宗教趨勢》（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的筆記中，葛兆光說「這部書不僅比尉遲酣（Holmes Welch）三卷本《中國佛教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ism 1900-1950），脈絡更細更清晰，就是與一些晚近才出版的國內有關現代佛教史的書相比，似乎也好得多。」又說，「當然，陳觀勝《佛教與中國社會》一書，亦值得注意。」再如，讀《陳垣來往書信錄》的筆記，提到陳垣與胡適關於《四十二章經》的討論，並指出研究這個問題，還應注意陳寅恪的觀點，以及周一良、周叔迦關於《牟子》，季羨林《浮屠與佛》等一系列論文。類似札記雖只數語，卻已構成一篇論文之基本思路。
治學的心路
此外，書中還有一細節，也有金針度人之效。葛先生的每一則讀書筆記，不論長短均詳載所讀之書的出版年代、出版單位及版次等，凡有摘引皆標頁碼。正所謂磨刀不誤砍柴工，這些貌似細碎繁瑣之處，其實關係治學習慣之養成，值得讀者借鑒。
葛兆光書中有一則讀《胡適日記全編》的札記：「胡適日記中還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包括他日常讀書所抄錄的一些資料和記下的一些想法，其實，很可以從這裏推測他有關中國歷史的思路。」我們讀《且借紙遁》，又何嘗不能從中體味葛兆光的治學心路，以及他心中那個龐大交錯的學術網絡建構之脈絡呢。
比如，我們可以看到葛先生從不同側面對一個學術主題的反覆關照和映證。讀孫寶瑄《忘山廬日記》時，他發現，孫寶瑄對常識產生了懷疑，這使孫注意到經典之外的資源，於是，中學、西學、佛學在孫的腦中互相比較和詮釋。讀《翁同龢日記》（第三冊、第四冊）時，他又發現，當時中國處於多事之秋，而翁同龢的日記卻表明，中國士大夫依然在傳統生活軌道上緩緩滑行，除了官場公務，仍沉湎於吟詩作畫、搜集字畫、訪僧問道的雅事之中。這兩則筆記指向的都是知識分子精神世界中不太為人關注的部分，用葛先生最負盛名的著作《中國思想史》中的話來說，「在實際的歷史生活中起作用的那些一般的普通的知識和思想」。
微評起毫光
作為讀書日記，《且借紙遁》以摘錄及概要為主，但充滿情趣的微書評也有不少，思想的毫光時有閃現。葛兆光對簡繁《劉海粟傳》的評論，「這真是一部奇書，簡繁是劉海粟的學生，登堂入室，他筆下的劉海粟的為人與作風，讓人想及《笑傲江湖》之任我行，其晚年行徑，讓人想起《將軍碑》中之老將軍，而早年事跡，則讓人覺察二十世紀中國之亂世濁流」。我想，讀過簡繁此書的人，應該都會默默點頭。
收入《且借紙遁》的書，有不少是日文著作，如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網絡圖片
在子安宣邦的《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讀書筆記之最後，葛先生說：「現在我最擔心的：一是中國學者因為追逐潮流嘩眾取寵而亂跟時尚，完全不考慮具體的歷史語境；二是在對話中失去立場，而被對手同質化，從而成為應聲蟲甚至是跟屁蟲；三是因為『影響的焦慮』和『權力的聲音』而結成朋黨，更黨同伐異、互相亂捧，變成小圈子主義。」這段話寫於二○○六年三月四日，倏忽十年已過，今日讀來，仍有針砭時弊之力。
讀陳雯怡的《由官學到書院》一書時，葛兆光又對當下書院、私塾研究中把書院教育想像得過於完美的情況作了批評，他指出，書院不可能脫離古代中國的環境，不能等同於西方的「大學」，「切忌把來自現實的期待和批判投射到對書院的想像中去。」、「借題發揮批判現代教育是可以的，但是，有不要因為現在教育狀況令人不滿，因而把書院硬拉到『現代性批判』、『西方學科制度批判』之類上去，以至於對於書院教育本身有太多非歷史的評價」。這一觀點實際上也超出書院研究本身而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了。
在本書的《小引》中，葛兆光還對當下的讀書風氣作了批評：「近來讀書的風氣漸變，不是太實用，就是太草率。實用者好像帶了既定目標匆匆到超市購物，從貨架上揀了自己需要的那幾樣東西，匆匆直奔收銀台，銀貨兩訖便揚長而去。草率者則彷彿在網絡上撒網打魚，憑了幾個『關鍵詞』就漫天鈎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串起來就算，全不顧前後左右語境。」這段話說得生動又深刻。他以書之存在形態不同，將讀書分作幾個時代：「只有簡帛而沒有印刷術語的時代，人們只好鈔書，這時讀的書不僅記憶深刻，常常能讀透紙背的意思」，等到雕版印刷術發明，書肆成為知識的淵藪，遇事查書成了常見的方式，到了鉛字時代，依託圖書館和學術分科制度，查書也劃分了畛域，有了互聯網之後，紙筆束之高閣，考索全靠網絡。
當然，真正影響讀書方式的，是讀書人對書以及讀書的態度。不然，何以在這個「檢索」、「剪貼」的時代，依然有如葛兆光般「笨拙」或「執拗」的讀書者呢？而他的讀書生涯又告訴我們，在讀書這件事上，唯一的捷徑就是一本一本老老實實地讀下去。既然如此，不妨讓我們跟着葛兆光一起回到讀書的「簡帛」時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