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 三
在中国，有人把知识分子研究的学术史源头推进到费孝通和吴晗主编的《皇权与绅权》，经历了一个时期断档之後，又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文化热、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下，形成一股热潮。
学者钱理群 网络图片
在众多研究知识分子的作品中，钱理群的书别具一格，从一九九六年写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黄》，到二○○七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其「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当属经典之作，而他自称用力最深的《岁月沧桑》也於近期问世，二十年的光阴与沉潜，如钱理群所说，「写出了我最想写的东西」。
改造与坚守之间
《岁月沧桑》可以看作一部当代知识分子合传，记录了沈从文、废名、赵树理、王瑶、梁漱溟、郭小川、邵燕祥这七位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前三十年裏相同而又不同的人生遭遇。翻开目录，我脑中冒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人为什麼被集合在同一本书裏呢？是的，他们很不相同，如果把他们聚到一个客厅，也可能十分冷清无味。
从专业背景看，梁漱溟是新儒学代表人物，沈从文是著名文学家。从情怀志趣看，梁漱溟和赵树理都关心农民，把自己定位为农民代言人，但两人思想倾向差别极大。在思想倾向上勉强可劃入相近序列的赵树理、王瑶、郭小川依然有很大差异。赵树理年轻时追求艺术至上，後来决定改换腔调，「着重从民间吸取养料，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新的思想，蹚出一条『通俗化，大众化』的路子」，不再把目标定在「文坛文学家」，而只想上「文摊」，写一写小本子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一步一步夺取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抗日战争时期正式加入到党的队伍裏。王瑶青年时就是学生运动骨幹，但新中国成立前在国统区工作和生活，对延安知识分子的道路并无真切体会。郭小川则是「党的儿子，革命的儿子，军队的儿子，延安的儿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以及军队培育出来的。那麼，究竟是什麼把这一群「不相干」的人究竟聚在了一起呢？读罢全篇，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是时间把他们聚在了一起，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同一场精神炼狱，又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阵营，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和价值取向，故而全息地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景象。
学者钱理群 网络图片
我想把这个时代姑且称为知识分子的普遍痛苦时代。在不同的社会群体眼中，时代的样貌是不同的，比如，在沈从文的内弟张宗和的眼中，五十年代初是令人振奋的。「新气象太多了，不说别的，单说北京没有蚊子苍蝇，上海小菜场卖臭鹹鱼的摊子上没有苍蝇这就是奇迹，我们贵大的爱国卫生学习才结束就举行大扫除，贵阳市上一人一个苍蝇拍，苍蝇也快绝迹了。我们以前梦想时事，都逐步在实现了，成渝路通了火车，贵阳通外省的火车也快了，大建设，特别是水利工程真是惊人，你们若回来得晚一点我们也许已经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了，远远的超过了美国。」张宗和的感受是真切的，但在钱理群为之立传的包括沈从文在内的知识分子那裏，各自的痛苦也是真切的，略举几例：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沈从文用剃刀劃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未能成功。一九五三年，开明书店正式通知沈从文，由於作品已经过时，他在该店已出版和待集印的各书及其纸型，已全部销毁。次年一月，沈从文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小说完全失败了，可以说毫无意义，在家中的也望一切烧掉，免得误人子弟。如果说一九四九年的自杀不成功，维持了沈从文的肉体存在，一九五三年的焚书事件，则加速了他在精神上的死亡。
一九四九年四月，赵树理随其任职的《新大众报》来到北京。孙犁评论说，「他（赵树理）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複杂的大城市裏」。果然，赵树理很不适应，重新回到农村，却又发现农村正按照领袖设计的新蓝图疾驰而去，已不是他所能理解，於是，他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感到彻底无能为力，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苦闷。他说：「我们说（社会主义）优越性，农民会问：『增多的粮食是不是我们的呢？』」「为什麼不可以写这些呢？怎麼避得开？我常常一想就碰壁」；「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麼『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的」；「我一个人孤军作战实在不行，我的年龄也不行。过去还能叫喊一下，今年五十六岁，再叫十年实在是不是还叫得出来，也不一定。」
《1948：天地玄黄》（三联书店，2015年）
一九四九年以後，郭小川成为党在新中国文艺界的高级领导幹部，似乎受到体制青睐，但他并没有感到春风得意的欣快，却同样陷入内心衝突的痛苦，在整风鸣放中，他面临「怎麼也跟不上」的尴尬。而当他怀着「捍卫党，捍卫人民事业」的政治激情，投入反右鬥争时，却成为某些人派系鬥争的工具……
钱理群在书的後记中的一段话，多少揭示了这种痛苦的来源。他说，一九四九年後知识分子命运的两大关键词是「改造」与「坚守」。「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的某些观念，思维，情感，心理，行为方式，形成了新的集体无意识，新的国民性，而且影响至今」。
文本与人物互鉴
钱理群说，追寻上文所说的「新的国民性」，是他写作本书最直接的动因。他要追问，「这一切是怎麼发生的？知识分子改造的秘密在哪裏？」
围绕这个问题，钱理群以文本为桥樑进入到思想现场之中。与有些研究者把精力花费在处理研究对象的周遭世界特别是人际关係不同，钱理群把重点放在了文本解读上，更準确地说，知识分子改造文本的解读上。这是包括「检讨书」「交代材料」「思想彙报」「检举书」在内的一批特殊文本，同时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有文体，当然，钱理群在书中运用的文本是极为宽泛的，还包括日记、档案等「常态」文本。还值得一提的是，钱理群的文本解读不是知识考古学式的解构，後者在揭示权力对知识的压迫与型塑之时，常伴随着文本本身意蕴的消解。钱理群充分重视文本本身的思想或文化意义，他根据文本解读人物，又根据人物分析文本。比如，在研究王瑶时，解读了王瑶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九年间的多份检讨书，又对「检讨书」这一本文或文体本身作了研究。他指出，「检讨书」的起源应追溯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最早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检讨书」是朱光潜的《自我检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和冯友兰的《检查我的学习》（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在一九四九年二月至一九五○年下半年的「政治学习运动」，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九月的「批判《武训传》」运动，一九五一年十月至一九五二年七月的「洗澡运动」，出现了三次检讨浪潮，後来，又有批判俞平伯和胡适开启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批判胡风运动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检讨书也被大量生产出来。检讨书的背後是知识与权力的博弈，一方面，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撰写着检讨书，另一方面，这些检讨书又不断地刷洗着知识分子的心灵。透过对文本的细緻分析，钱理群敏锐地看到了政治运动浪潮下的一股潜流，这就是利益的争夺。王瑶在检讨书中说自己把精力集中在个人著书立说、不热心公共事务，这实际上成为他引起公众反感的诱因。「这同时也说明，当时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无论有着怎样的宏大目标，落实到基层，就往往和各单位内部的各种矛盾，複杂的人事关係纠缠在一起，成了意见之争，利益之争，甚至派别之争，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模糊了运动的政治性，削减了运动的政治效应。这构成了当代政治运动的内在矛盾。」
《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07年）
钱理群对邵燕祥的研究，依据的是後者自我反思的思想文本，包括《沉船》、《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找灵魂〉补遗》、《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等。不同之处在於，钱理群认真审读邵燕祥的思想文本的同时，邵燕祥个案解剖式的自我总结仍在继续，最近，又出版了《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当我们把这些著述对照阅读，可以感受到一种「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思想史奇观，可以更加深刻地洞察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
为知识分子立传
我以为，钱理群的知识分子研究和撰述的最大特徵是「在场性」。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最後都归结为对自我内心的逼问，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於言说」。正因为如此，钱理群的书具有「现身说法」的色彩。
比如，与《岁月沧桑》同属「三部曲」之一的《1948：天地玄黄》，写的是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想像与选择。钱理群在书中特意写了两章，其中一章写学生运动中的文艺活动，还有一章写解放区的文工团活动。如他在《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中所说，这两章是别的文学史家不太会写的，他写的目的是「用这种方式默默纪念我的哥哥姐姐，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家後来不提这些老共产党员，我觉得不大公平，所以我尽可能地写到他们当年的贡献。」
与《1948：天地玄黄》相比，《岁月沧桑》所关照的时段，与钱理群本人的经历结合更密切。於是，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但读到了沈从文、废名、赵树理、王瑶、梁漱溟、郭小川、邵燕祥，还读到了钱理群自己。甚至可以说，在所有这些知识分子的背後，都站着为他们立传的钱理群。
比如，在《邵燕祥：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中，钱理群说他产生了「同代人的亲切感与强烈共鸣：我诞生於一九三九年，比一九三三年出生的邵燕祥小了六岁，但也勉强属於『三十後』这一代人。因此，邵燕祥书中提到的那个年代（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後）他喜欢的作家，读的书，唱的歌，看的电影、戏剧……都能唤起我的许多记忆，他所遭遇的思想困境与改造尴尬，我更是深有体会。」邵燕祥当年在批判会上第一个揭发他的朋友L君，使得L君被流放到最贫困的地区，过着劳动改造的生活，还蹲过监狱。後来，L君给邵燕祥写信，指摘他在关键时刻没有守住真理。邵燕祥在《找灵魂》中公布了这封信。钱理群读後，马上想起了类似的一幕：他的大学同学江某在晚年回忆录中，公开了一九五七年钱批判他的发言。钱理群说，「可见当年我的批判对他的伤害之大，几十年一直不能忘怀。但我自己却完全忘了。这引发了我的深深悔恨，并作了一个反省。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和一代人最大的不幸与悲剧。」从严格的史学考据来看，这些话未必是，很有可能是钱理群的夫子自道，但既然是为了反映作为群体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或许有人认为，「在场性」会消解研究的客观性，不过在我看来，恰是作者这种强烈的介入意识，使他对传主心态的揣摩更加準确，使这部「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真正进入思想现场，进而迫近历史的真相，并促使人们思考：为何理想给人们许诺的自由人联合体，在现实中却成为人与人的互相伤害。我想，这样的思考，有助於照亮我们前行的进路，或许，这也是钱理群研究的旨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