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批評意見認為中國的產業政策和政府補貼導致了產能過剩，這種看法是很片面的。

　　20世紀90年代後期，在經歷80年代以來的快速擴張之後，中國紡織行業出現了極為嚴重的產能過剩。當時，市場的優勝劣汰和退出機制不夠順暢，政府被迫對紡織行業進行了大規模的行政性「壓錠」，去除過剩產能。進入21世紀，中國紡織行業再也沒有出現過嚴重的產能過剩，轉而成為了相對穩定、增速有限但具備世界競爭力的行業。

　　到了2016年，中國經歷了「三去一降一補」，其中的「一去」就是去產能，主要針對鋼鐵、水泥、煤炭等行業的過剩產能。在此背景下，2017-2019年，雖然整體經濟產出沒有顯著增長，但這些行業的價格和盈利水平大幅回升。這些經驗表明，政府並不樂見產能過剩，只是由於市場優勝劣汰機制不夠順暢，最後政府被迫通過強有力的行政措施推動去產能。

　　此外，中國家電、白酒等行業在歷史上也出現過明顯的行業性產能過剩，並逐步走向市場化出清，這也無法用政府補貼來解釋。

　　新興產業經歷嚴重產能過剩後通過長時間的優勝劣汰回歸穩定，其實是一種自然的發展模式，但是地方政府的鼓勵措施是否會加劇產能過剩，這也是備受關注的焦點問題。

　　從微觀視角看，上述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地方政府一哄而上，為相應企業提供廉價土地和信貸支持以及各種補貼措施，自然會帶來更多的新增產能，使產能過剩更加嚴重。

　　但從宏觀視角看，情況則更加複雜。如果地方政府的補貼使行業獲得了更大的競爭力，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更大的競爭力會表現為更多的出口，由此帶來更強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但人民幣的升值反過來又會抵銷政府補貼的作用。同時，匯率升值還會對沒有享受地方財政補貼的行業構成歧視，相對削弱其競爭力。一些行業的競爭優勢與其他行業的競爭劣勢是同時形成的。

　　因此，財政補貼在微觀意義上或許能夠增加特定行業的競爭力，但宏觀上是否能夠系統性增強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仍然存疑。至少，從理論上看，補貼帶來的競爭力提升和順差擴大傾向會被匯率升值所抵銷，在均衡情況下貿易盈餘可能並不會變動，在總量上也不會對其他國家的競爭力構成侵害。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後，新自由主義思潮主導了美國的經濟政策。其突出表現是提倡自由放任、自由貿易，政府放鬆對各個領域的管制。隨着冷戰的結束和中國的改革開放，這種思潮推動了全球經濟加速一體化，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經濟繁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此後中國崛起等全球地緣環境和經濟秩序的變化，導致新自由主義思潮開始衰落。新自由主義長期忽略的收入分配、安全關切、社會公平等議題開始成為政策議程的關鍵問題。這應該是理解當前產能過剩爭論的主要背景。

　　無理關稅恐適得其反

　　美國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對美國經濟形成了衝擊，他們現在稱其為第一次「中國衝擊」。這次衝擊使美國銹帶地區的很多社區走向解體，產生了巨大的社會痛苦。儘管銹帶地區的加速衰落不見得都可以歸因為中國衝擊，但「中國衝擊」一定是其中最容易被政治化的原因。

　　當前，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等產業經過長期的蟄伏和努力之後，在與美國和其他主要西方國家的競爭中獲得了明顯的競爭優勢。美國政商領域開始擔心，這正在形成第二輪中國衝擊，其規模和程度將遠超第一輪中國衝擊。

　　這是因為，一方面，體量巨大的中國出口產品競爭使受到影響的群體在政治上形成了強有力的反對聲音；另一方面，從中國崛起過程中獲得利益的華爾街、跨國公司、普通消費者等群體要麼足夠分散，要麼在政治潮流中已走向邊緣化。

　　此外，對於美國而言，哪怕拋開其他因素，僅僅從民族情感看，也無法接受底特律的幾大汽車公司的消失，即使這一過程產生的失業能夠獲得政府的妥善管理，情感上也是無法接受的。

　　需要看到的是，美國推行的關稅等保護政策如果始終維持，將不會造就強大的國內製造業，只會保護落後，並加重消費者的負擔，這本身是無法長期持續的。

　　關於中國應對產能過剩爭端的方法：

　　首先，在戰略上要堅定不移地轉向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來推動經濟增長。

　　其次，要盡量維持總需求穩定，努力熨平經濟波動，維持匯率彈性，做好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和內外溝通。

　　再次，在新興行業形成競爭優勢的條件下，要及時清理相關支持性產業政策，引導行業供應鏈、生產和銷售體系的國際化布局，增強應對貿易摩擦的韌性，並推動行業在市場化基礎上及時淘汰出清低效產能。

　　最後，要盡力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以WTO為中心的國際貿易體制，繼續倡導和推動自由貿易，保持克制和理性，通過約定的爭端解決程序應對貿易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