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迷魂阵”可有来头，迄今已有三千年历史，“迷魂阵”所在之地，被考古认定为商周时期古濮人的生活遗址。

　　三、“百濮”及其地望

　　上古之濮，文献记载其多的《逸1/1书·王会解》说，商周时代濮人屡次入贡，以象齿、文犀、翠羽为献。

　　《尚书·牧誓》载:濮人曾参加周武王“伐纣”会盟。

　　《华阳国志》载:越郡会无(今四川会理县)为濮人住地，有濮人冢，即今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

　　《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始开濮地面有之……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

　　汉·孔安国《传》说:濮在江汉之南。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濮在楚西南。

　　从以上典籍可以看出，“百濮”并非浪得虚名，整个中南西南地区，如川黔鄂湘云贵，皆有濮人的生活足迹。但是本文重点阐述的，是楚西南之濮，即湖南湘西地区的古濮人。

　　湖南湘西州比较典型的古濮人遗迹有两处，桑植县朱家台商周遗址，和永顺县不二门商周遗址，和永顺县不二门商周遗址。这两处遗迹有个共同的特点，地下深埋有丹砂矿，数千年温泉生生不息，古濮人以炼丹砂为生，并且水路交通十分方便，猛洞河发源于桑植县，过不二门可入西水到达沅陵。也可走湖南四大水系之一的澧水，澧水过永顺桑植直抵洞庭湖。

　　四、助武王伐纣的“八国盟军”

　　武王伐纣，指商朝末年大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带领西店部队，并联合各诸侯国起兵讨伐商纣王帝辛，最终灭商建周的历史事件。

　　据《尚书·牧誓》记载，武王率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于牧野之战前作牧誓: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牧誓》记载的“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即著名的“牧誓八国”，共组成四万五千人马的队伍，与商纣王十七万大军决战于牧野，最终商纣王鹿台自焚，商灭周立。

　　庸国:列于八国之首，出自帝颛顼，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建都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势力范围大致包括今湖北省全境，陕西省南部汉水流域，及湖北湖南交界处，至今保留有大庸(1994年改名张家界)地名。公元前611年，庸国被“一鸣惊人”的楚庄王联合秦国、巴国所灭。

　　古蜀国：自岷江上游兴起，从原始氏族部落开始，传说蜀人起源于蜀山氏，从蚕从氏称王开始。历经蚕从、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氏族的统治。武王伐纣成功后，册封蜀人杜宇为蜀王，杜宇即死后化为杜鹃鸟的“望帝”。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乘蜀国与巴国、苴国交战之际，遣张仪司马错沿石牛道伐蜀，蜀王战败被杀，古蜀国灭亡，巴国一并陪葬。

　　羌国：位于今甘肃东南部，东接周国，南连蜀国，也是后来西北羌族的发源地，后纳入秦国领土。

　　鬃国，大约位于今四川巴县一带，后为蜀国所灭。

　　微国：夏朝建于山东的西南部，后被殷商上甲微打败，向西逃至山西潞城，但殷商与微国的战争仍不断，战败的微人再次西迁，到达渭水中游南岸，依附于西周。武王伐纣之时，微国出了大力，受到武王重赏，在陕西眉县正式立国，之后又有多次迁涉，最终消失。

　　卢国，又名卢戎国，卢戎乃是炎帝姜姓戎人，位于甘肃东部的泾河上游，今茹水河一带。卢国参加“牧誓八国”，协助武王灭商后吕尚(姜子牙)被封国于齐(今山东济南一带)，携部分戎人东迁建立齐国，后被秦灭。

　　彭国：彭国的起源较早，据《史记·楚世家》载，彭国的祖先彭祖为陆终第三子，帝尧时因功封于彭地，是大彭国第一代国君。彭国的地理位置一般认为在今江苏徐州，古称彭城。彭祖建彭国后，带领族人开荒植被、掘井灌溉、生产加工、圈地筑城，彭地迅速发展，成为东南一强。夏朝时，彭国归顺夏王启，成为夏王朝捍卫东南部的重要屏障，夏启还借彭国替他清除异己，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开启家天下作出了巨大贡献，大约存续八百余年，后被商王武丁所灭，彭人四处迁移，怀着对商朝的憎恨而参与周武王伐商，为“牧誓八国”之一，公元前710年，彭国被楚国所灭。濮人:该文第三节“百濮”中有叙述，此处略。

　　五、高科技给三星堆做DNA

　　考古队给三星堆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除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这一结果与之前安阳殷墟、郑州二里冈、湖南宁乡、湖北盘龙城、汉中城固洋县、山东益都苏埠屯村等出土的青铜器，在时间上惊人相似，都集中于商朝晚期，也就是说，它们基本上都是晚商物品。

　　除了出生年代一致，它们还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三星堆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让人更为吃惊的是，这些青铜器都含有一种特殊的高放射成因铅。据中新网广汉2022年5月28日报导:“通过铅同位素分析，四川三星堆、河南安阳殷墟和江西新干大洋洲等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都含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铅矿料--高放射性成因铅。"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陈坤龙院长，近日在四川广汉表示，从商代中期到晚期大约300年的时间段里，中国许多重要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都发现了这种特殊的铅矿料，“可以合理推论，这些矿料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噫吁嚱!这就是本文试图探寻的主要问题:三星堆与安阳殷墟、湖南宁乡、湖北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汉中城固洋县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很可能都是晚期商王朝的祭祀品。

　　之前几节我们讲到，武王伐纣有八大部族参战，其中四大部族在西周周围(今陕西及其周边)，而古庸、古蜀、彭国、濮，在今鄂、川、江浙、湘等地，恰好这些地方出土了与安阳殷墟十分相近的青铜器!

　　这些看似隔着千山万水的地方，怎会出土几乎是同种身份的青铜器呢?像宁乡的四羊方酋，浙江兽面纹青铜鼎，三星堆的铜尊铜罍等，皆是祭坛重器，也可以说是国之重器，为何会流落在蛮荒之地?

　　有人说是商王朝覆灭之际，商人出逃带到各处。但是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无论是三星堆，还是湖南宁乡，从商都朝歌(河南新乡一带)出发，迢迢数千里，到达湖南宁乡要过洞庭湖，到达三星堆的蜀道，难于上青天，逃命之人不可能背着几一上百斤的重器走，并且数量惊人，三星堆有上万只，湖南宁乡也有几百只之多。

　　也有人猜测，这些青铜器是各个地方出品，但是无论三星堆，或者湖南宁乡、湖北山东陕西等地，均未发现青铜器制作坊，也导致这些地方出土的青铜器来源成迷，而更显其神秘莫测。

　　那么安阳殷墟有没有发现青铜器的制作坊呢?2019年河南省《大河报》报导了一则新闻:“近日，一处商代铸铜工匠家族墓地，在安阳洹北商城附近重见天日，那些关于青铜器制造的若干谜题，或将在这里找到答案。"

　　因此本文大胆推测，目前国内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均出自同时代的实阳钱铜作坊 这此作坊专为商宫铸造青铜器，牧野之战取胜之后，周武王把商宫里的青铜器作为战利品，奖赏给八大盟军，让其带回自己的属地，之后又有小范围内的流转，八大盟军还获得了其它奖赏，比如分封等等。

　　六、由湖南宁乡四羊方尊想到的湖南宁乡地属长沙，长沙在秦汉时期才开始作为湖湘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在先秦史籍里，基本上没有记载，在楚国势力进入长沙之前，史书中的长沙地区完全就是“蛮荒之地”，并不属于中原文化圈。

　　然而让人不得其解的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长沙宁乡陆续出土了400多件青铜器，其中“四羊方尊”更是我国一大国宝之一，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方尊，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代表了青铜器最高的铸造水平，现在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陆路不发达的古代，人们的出行更多的是依靠水路，宁乡便得水路之便，从湘江进入沩水河可直达宁乡。于是有人提出大胆假设:商王朝灭亡之际，一批皇室后裔携带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包括四羊方尊等逃亡，其中一路人马是往南逃走，进入湘江之后又进入沩水，到达现在的宁乡炭河里落居，只是后代们都忘记了自己的先祖以及这批青铜器的来历。

　　本文认为此种假设不成立，亡国之人逃命第一，衣食第一，谁会携带那些既笨重又毫无价值的祭祀品?即便有复国考量也只会携带一两样国宝，谁会背着400多件沉重的东西出逃?况且那时候的交通极其不便，逃亡之人难道可以浩浩荡荡乘着舟船马车，一路招摇而行?

　　那就只有一种情况下，这些青铜器可以明目张胆、浩浩荡荡地一路从朝歌南下，过洞庭入湘江、最后藏之于沩河之畔山腰之地。以掩埋的形式被保护起来!

　　这些青铜器的拥有者，即是前文分析到的，楚之西南的濮人，或者肩人，他们在牧野打了胜仗之后，带着周武王奖赏的战利品青铜器，一路南下过洞庭入湘江，有的唐人濮人继续赶路，回到自己的住地，有些庸人濮人干脆在长沙一带定居下来，谋求更大的发展，也便于跟周王室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