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聞標題上讀到「瑞典模式」這個詞時，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全球抗擊新冠病毒的戰役中，瑞典竟然一戰成名了。誰能想到，這個遙遠沉靜的北歐國家，在歐洲剛剛成為世界疫情中心時，根本不是人們關注的對象。就連瑞典和英國幾乎同時提出「群體免疫論」時，媒體的焦點也只是落在地處歐洲中心的英國身上。

　　瑞典爆發疫情后，我們突然就被孤立了，準確地說，是我們被自覺困在家中了。要知道，瑞典可從來沒有出台過什么限制措施。雖然五十人以上的聚會被禁止，七十歲以上老人也一度被禁止出門，但關於你跟幾個人出門或是去串門，戴不戴口罩，法律上都不設限。只有那些咳嗽的、有點發熱的人，才被建議戴上口罩或盡量待在家里。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小學和幼稚園仍然開放，讓家長可以沒有顧慮地去上班，只有十六歲以上的人才不必再去學校。

　　全球華人估計都沒法接受這樣的安排。儘管大家都明白lockdown（封鎖）需要付出的經濟代價是巨大的，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是華人一貫的處世哲學，於是那種「如果得到（被感染），就是命」的邏輯，在病毒肆虐的背景下就顯得那麼荒誕不經。近來「瑞典模式」卻頻頻出現在西方主流媒體上，最初被當作異類狠狠質疑和批評，現在媒體口風轉向，開始討論是否應跟隨，或者至少是無奈的選擇吧。看到這裏，瑞典人估計要笑了。連我這個初來乍到者都忍不住笑了。瑞典模式到底有沒有效？其實連瑞典人自己都不知道。大概笑點就在於此吧。

　　被困在家后，我在各種新聞和消息中閱讀瑞典社會，試圖解開心中的一個巨大疑問。為什么？為什么瑞典人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就拿確診數字來說吧，一月時瑞典只有一例輸入病例，那時衛生部十拿九穩地說：這個病它不在這兒。當媒體開始警告意大利北部的社區傳播時，大量瑞典人竟然義無反顧地在二月末的春季運動周帶上孩子前往阿爾卑斯山區滑雪，政府亦未加阻撓。一周后，他們回來了，而瑞典確診和死亡數字都開始加速上升。直到三月中旬后，人們才終於意識到這個病毒的厲害，但和其他地方不同，瑞典人只是象徵性地搶了一點廁紙而已，口罩從來都不在考慮之列。

　　在重災區也是人口最多的首都斯德哥爾摩，大型企業一早已把員工送回了家。而那些市中心的小公司，讓員工自己選擇是否在家辦公。公共交通運輸量出現斷崖式下跌，人們避開了地鐵和公交，以私家車、自行車甚至步行取代。當外界批評一個拒絕lockdown的瑞典毫無作為時，部分瑞典人已悄悄跟隨了政府的建議，當然，這種行為改變被稱為voluntary social distancing，字面理解是「自願的社會疏離」。

　　瑞典人相信他們的政府，這是毫無疑問的。這也許能解釋，為什么當瑞典的死亡率在北歐國家中居高不下時，民意不但沒有反彈，執政黨的支持率竟然上升了。一方面，有批評家痛批瑞典政府是在斯德哥爾摩執行一項老人清除計划，瑞典公共衛生局的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泰格內爾（Anders Tegnell）自己也承認，超高的死亡率出乎他們的意料。另一方面，瑞典首相和衛生部，乃至王室，都一直支持Tegnell的「群體免疫」建議。不同時間段的民意調查也顯示，瑞典人支持政府措施，最近一次的調查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認為政府做法合理。

　　我們的儒家文化對道德和倫理上的規範，無法幫助我們理解瑞典對待生命的態度。但我們卻能理解關于平等的共識。歷史的又一次相似的畫面，提醒我們把鏡頭推回到一九一八年那場被遺忘的西班牙大流感。許多科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當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約十八億人）曾被感染，上千萬人死亡。這場流感給瑞典中部一個偏遠小城？stersund帶來了毀滅性打擊，更讓這裏得到一個綽號：西班牙流感首都（capital of the Spanish flu）。在流感的侵襲下，社會不平等所導致的災難暴露無遺，讓瑞典舉國震撼。也就是這場災難，促發了瑞典的社會改革，關于營養、房屋這些議題都被放上了政治議程，當時連特立獨行的政治人物也放下了姿態。一百年後，？stersund已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富裕和平等的地方。

　　歷史的教訓沒有被遺忘，從疫情爆發時，瑞典政府就開始出台一系列保護工薪階層的措施。或許政府明白，在嚴重依賴制造業的瑞典，保住工人的飯碗意味着什么。但這個沒有lockdown的國家並非毫無作為，在維持社會運作的同時，政府也積極地引導公眾保持社交距離。只是成效如何，除了與個人素質有關，也有賴于實踐的檢驗。在這個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國度，人民選擇了與政府站在一起。他們，無論是政客還是科學家，甚至民眾，從沒說過瑞典模式一定能成功。相反，他們一直強調「我們不知道」。

　　究竟是我們在冷眼看瑞典，還是瑞典在冷眼看世界？有時候，冷漠和冷靜，只一字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