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夢
恕我孤陋寡聞，直要到「民國素人志」系列第二本《四季紅》在內地出版後，才聽聞蔣曉雲的名字。
或許，事情也不能全怪我。這位上世紀七十年代曾出版多部小說的台灣女作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移居美國之後，三十年不曾提筆創作，以至於當二○一四年《百年好合》（「民國素人志」系列第一本）面世之後，兩地文壇才重又記起這個久不曾露面的、擅長寫作情感小說的女作家。
作家蔣曉雲 網絡圖片
自認不像張愛玲
曾有不少人將她與張愛玲相提並論。先是知名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在蔣曉雲憑藉《樂山行》和《姻緣路》等中、短篇小說連續三度獲得台灣「聯合報」文學獎之後，稱讚這位上世紀五十年代生於台北、與朱天文和吳念真等人一道活躍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台灣文壇的女作家是「又一個張愛玲」；再有知名作家王安憶在評論兩年前出版的、蔣曉雲的復出之作《百年好合》一書時說：「蔣曉雲筆下這群女人，好比張愛玲人物的前世今生」。
但蔣曉雲本人卻並不認為自己是「張迷」，也不認為自己筆下的故事與張愛玲當年寫下的故事有過於相似的地方。她曾經說過，張愛玲的小說，寫着寫着「就到了一個沒有光的所在」，而她自己的作品，「就算在最深黑的地方，會看到隧道的盡頭是有光的」。的確，張愛玲與蔣曉雲雖說都是寫大時代下平凡個體的顛沛流離，但張氏筆下的女子都太聰明，將世事看得太通透，難免顯得有些冷冰冰；而蔣氏小說中的女子，有些則透出些憨傻氣來，是從熱騰騰的俗世中走出來的。也因此，張愛玲書中女主角因為見多了世事磨折，總是活得比較收斂，比較小心翼翼，而「民國素人志」系列故事中的主角，往往更豪氣一些，帶着些不管不顧的勁頭。做便做了，不太考慮太多「是否值得」的問題，也沒什麼怨尤，故而很有些可愛。
這種憨傻與可愛的氣質，在《四季紅》最末一個故事《風乍起》的主人公金舜蒂身上，有相當直白的呈現。舜蒂本是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少時嚮往才子佳人的愛情，碰巧遇上長相英俊又頗懂得討女生歡心的子傑，便鼓起勇氣追求愛情，甚至為了情郎不惜在戰亂年代長途奔波，從上海一路輾轉去到雲南。可惜，這段女方用力過猛的愛情最終以失敗收場，以至於心高氣傲的舜蒂從此對待感情灰心失望，在三十歲時才「下嫁」給一個她並不怎麼瞧得上眼的「鄉下人丈夫」，從上海避難來到香港。
《風乍起》中的舜蒂絕不是一個聰明的女子，而這樣的女子，若在張愛玲書中出現，頂多是一個調劑解悶的配角，斷做不了主角的。而蔣曉雲敢於在她的短篇小說中，將女主角的性格設計成這樣的大咧咧，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她對於人性，以及對於男歡女愛和這社會上林林總總的複雜事，其實很有些溫情的態度。她能將舜蒂這樣在《甄嬛傳》等宮鬥戲中未必能活到第二集的女子，當成一個活潑潑的主角來寫，還借她的口說出「人生在世，如果天天只想着以後的日子怎麼過，那今朝還過不過了」這樣頗有幾分哲理意味的話來，想必也是在這個爽直沒什麼心眼的人物身上，投注了不少感情。
像舜蒂這樣「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性情，在本書前幾個故事中的主角，比如《傻女十八嫁》中結了三次婚仍不懂得愛情為何物的韓津晶，以及《四季紅》中直來直去、胃口大且身形壯碩的妓女秀枝等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顯露出來。書中女子儘管命途不同，身世各異，但面對生活總是勇敢的，全身心地交付出去，甚至很有些向死而生的壯烈，與慣常意義上情感小說中「男主動＋女被動」的模式相對照，可見十足差異。
作家蔣曉雲 網絡圖片
太直白太平坦
都說「文如其人」，張愛玲書中人物冷冰冰，她怕也不是熱鬧接地氣的那類人，而蔣曉雲故事中的女子總是愛恨分明，且憋着一股勁一定要真金白銀踏實過日子，由此想到作者本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離台赴美，避開文壇紛紜專心在硅谷某公司一做三十年，又何嘗不是想要走離某種詩情畫意烏托邦、相夫教子踏實過生活的某種寫照？誠如蔣曉雲自己所說，她與張愛玲性格不同，故筆下文字亦不同，而我覺得，性格得來與少時經歷與成長閱歷有關。像蔣曉雲這樣命好的人，從小到大經歷的工作、愛情與事業大多順利，恐怕難以懂得張愛玲那些欲說還休的小心思吧。
通常，從女性視角出發的愛情小說總是曲折纏繞的，因了那些即將或正在陷入愛情中的女子，心思之綿密複雜，遠非慣常邏輯可解。有的作家操作這類男歡女愛的題目時，每每刻意凸顯甚至放大女性心理的迂迴與複雜，將原本一個簡單的、數千字便能講完的故事，非要抻成一部長篇小說或一部上百集的電視劇本。蔣曉雲卻無意如此。她筆下的故事，雖說同樣常常以女性為主人公，且兼具複雜的時代背景和豐富的人物經歷等元素，卻無意故作隱晦，也沒有太多曲筆。
書中大多用短句，段落也短，沒有綿長不盡的心理描寫，更不用說大段大段的意識流，讀起來不像是小說，倒像是報刊上的特寫文章，或是電影的分鏡腳本，緊湊，生動，連一句抒情的廢話都不想多講。在看多了一眾心靈雞湯或瑪麗蘇式的文本後，讀者驀地見到這樣直白不做作的故事，的確可以眼前一亮。然而，過分素樸坦率的文筆，有時候可能會令到文字讀來太過直白（或者借用張愛玲評價《姻緣路》的話，「太露」），少了些「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之類乍現的驚喜。
有些作家用第三人稱寫故事，試圖尋找客觀跳脫的筆法，其實總不免將自己的所思所想帶入書中主人公的經歷中，看似寫他人，實則寫自己。蔣曉雲不同。她用第三人稱寫故事，寫的也便是人家的故事，與自己半點干係都沒有。而她在講述這些故事的時候，用的是特別顯豁的上帝視角，似乎一切盡在寫作者掌控之中。故事的傳奇性與不可預知性，也因此少了幾分。
《百年好合：民國素人志》（新星出版社，2014年1月） 網絡圖片
記得知名作家畢飛宇曾在接受採訪時說到，他寫作《青衣》之前，只是約略構想了開篇，以至於故事之後的發展以及人物情感與經歷的變化，種種都不在他的預先掌控之中。這種任由情節自行流淌、人物自在成長的做法，其實頗考驗作者功力，對於讀者的閱讀興味而言，亦有提升之效用。反之，如果作者在寫作前已經為情節發展搭建了嚴謹周全的筋骨或框架，未免給人太平坦甚至太寡淡的觀感。閱讀這樣的作品，之於讀者本身，不再是某種需要耗費想像與創意的探索，而更像是在早已預知一切的作者的引領下，完成一場既定路線的導遊圖式觀光。風景依舊，只是看風景人的心態頗有些差異。
《四季紅》以及上一部《百年好合》中，蔣曉雲的寫作均採取了超然且邏輯性十足的取態。這種超然，一則出於寫作者的自信，二來似乎也不想過分將讀者的心力用在揣測或咂摸故事的走向與結局上。但在我看來，短篇小說的閱讀妙處，很大程度就是建基於這「揣測」與「咂摸」之上，誠如歐亨利小說的出彩之處，正在於它們每每擁有一個完全超乎意料的結尾。而閱讀蔣曉雲的故事時，讀者的姿態往往有些被動，似乎只是眼看着寫作者搭台唱了一場事先預知結局的好戲，自己卻只能身處事外、較難參與其中。這種因情節與筆法而生的、讀者與寫作者之間的距離感，應是《四季紅》一書在創作及被解讀的過程中，略為引人遺憾的一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