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河內APEC會議上出人意料地宣布，美國將戰略東移，即當下聞名遐邇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她還說，到2020年前，美國海空軍力量的六成將布置在西太平洋地區。一石激起千重浪。

　　這事雖與近年來在中國和新加坡之間發生的一些不愉快事件談不上有直接的關聯，然而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事態發展。

　　近來，閱讀了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嘉良和《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兩人往來的四篇文章，以及新加坡前駐美大使許通美關於中新關係論述、華人頂尖華僑史學者王賡武教授《回顧過去，了解未來》等相關文章後，感觸頗多。新加坡官員和學者從他們國家利益角度出發看問題，其觀點頗難言公正與客觀，錯謬與無理之處俯拾皆是。

　　「過分苛求」是偽命題

　　新加坡的論者均主觀揣測，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心目中，新加坡在中美兩強博弈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並由此推斷出自己的一套理論。如新加坡不是華人國家、中國不應該對新加坡有不合理的期待、新加坡沒有理由應該支持中國的政策等。新加坡長期緊跟在美國左右，習慣成了自然，想當然地認為世界就是按他們的想像而存在的。其實，新加坡的論者所認為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新加坡過分苛求」是個偽命題，現實社會中並不存在，新加坡的論者無需如此這般自我拔高。李光耀確實是個人物，但新加坡在世界200多個國家中，無非是個微型的城市國家，僅此而已。說到華人，在東盟十國中，華人在幾乎每個國家的經濟活動中均佔據舉足輕重地位，不是只有新加坡一個。

　　經歷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印尼的教訓之後，在處理有關華人問題上，中國政府極為謹慎，斷無上述論者所說的那麼輕率，比如「要東南亞華人為『祖國』（即中國）服務」等痴人說夢似的想當然的無理指責。實事是，新加坡為了撇清自己與中國的正常國與國之間關係，寧願採取聯美疏華的立場來博取美國人的歡心，這才是問題所在。用王賡武先生的話說：他們是「英語世界聯盟」的一員。新加坡希望與美國維持戰略聯繫，新加坡要中國明白，為什麼新加坡認為其安全還得依賴這個「框架」。把話說清楚就得了，新加坡何必扭扭捏捏地說什麼自己在中美之間持中立的立場。

　　新加坡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大言不慚地說，「國際法」是小國的性命。然而，美國戰後七十多年來破壞國際法之多，真是罄竹難書，卻從來沒聽過新加坡政府為此出過聲、說過話、主持過正義。它既沒有對受害者表示過同情和支持，更別說對加害者——美國進行片言隻語的申討和譴責。看來這不是新加坡領導人的習慣，他們對事件的是非曲折看來真沒興趣。現在我們明白了，原來，小國如新加坡在國際法的執行上也有多套標準。

　　圖做東盟「核心力量」

　　這裏，我想擇錄一段許大使的話，他說：「新加坡希望生存在一個法治而不是由強權或武力所支配的世界。因此，我們支持一個有章可循的國際秩序。」許先生觀點和我們一樣，從他講的這段話來看，他好像是在警告美國。其實，他是在暗示和警告中國。

　　新加坡在美國的全球軍事行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新加坡的官員和學者成天把國際法掛在嘴邊，將九輛輪式裝甲車卸在香港碼頭，為什麼不按香港法律向香港政府申報？既然和中國建交，並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卻為什麼又與台灣保持軍事合作？

　　與中國為敵是不符合現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利益的，這是政治家們的共識。新加坡政府一再強調「東盟」要在重大課題上以一個聲音對外表態，美其名是為了維護東盟的團結和其功能，其實是在這個名義下，用盡洪荒之力，傍着美國、日本，妄圖使自己成為東盟的「核心力量」。之後，通過威逼利誘搞出一個個反華的協議來，我們將仔細觀察他們下一步想再做什麼。

　　與寬容美國踐踏國際法不同，新加坡的領導人是用顯微鏡和放大鏡來審視中國的行為舉止的。所謂「海牙仲裁法庭（PCA）」是個聲名狼藉的騙子法庭，自1899年成立以來所判決的有數可查的案子，幾乎沒有一個能執行的。對菲律賓阿基洛三世提訴的判決，美國人都羞於啟齒，連連提出翻篇（turn over the page），菲律賓新總統更是連提都不提，但新加坡政要卻對這份非法的仲裁喋喋不休。

　　話說上個世紀末，在討論國際海洋法時，包括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和中國等聯合國五常共三十幾個國家均慎重地向聯合國備案稱：「在有關海洋領土、領海問題上不接受任何國際仲裁。」李顯龍在美國的上述發言，其意圖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當今世界政治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舊的秩序正在式微，新的秩序正在形成。新加坡政府意識到這一「權力轉移」之勢了嗎？不能與時俱進反而逆勢而動的政策，則將可能犯下顛覆性的錯誤。對世界大勢的迷茫而導致的戰略誤判，會直接影響任何規模的國家的命運，新加坡也難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