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表示，「關於中美高層今年會不會有接觸，我們當然希望恢復對話，但這要看美國有沒有誠意。目前中方最重要的是繼續辦好自己的事」。在筆者看來，王毅的講話至少包括了以下幾層含義：一是中方不排斥對話及恢復高層之間的面對面接觸；二是能不能舉行高層對話不取決於中方，關鍵是美方要拿出實際行動，為首腦會晤創造必要的氛圍；三是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而那種通過製造外部問題轉移內部矛盾或干涉他國內政的做法，不屬於做好自己事情的範疇。

　　關於中美首腦會晤的話題，自6月中旬以來就一直受到媒體的關注。6月16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對媒體表示，在美俄首腦會晤結束之後，中美首腦會晤有望提上日程，「現在只是時間和方式問題」。6月23日，《金融時報》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披露了更多細節，稱美方有意派遣國務卿布林肯或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今夏前往北京，以討論中美首腦會晤問題。

　　一些專家表示，拜登上任以來，將抗疫、緩解黨爭和修復與盟國的關系置於優先地位，在對華關系方面投入精力較少，更多是把中國作為假想敵和靶子，以便更好地凝聚美國社會的共識。在具體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大體延續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正因為如此，拜登在重大場合的講話言必談中國，從而放大了中美之間的表面衝突。

　　隨着美國在抗疫和修復盟國關系方面取得重要進展，拜登騰出手來與華接觸並進行高層對話的時機「正走向成熟」。即將到來的秋季，美國大中學校有望恢復面授。拜登簽署了總統行政令，以「國家利益豁免」條款，放行中國學生赴美簽證及允許直飛美國。至少從工作層面看，阿拉斯加高層會晤的有限共識得到了部分落實。

　　在修復盟國關系方面，拜登的歐洲之行算是徹底探明了歐洲對華政策的底線。拜登通過G7與北約峰會以及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會晤，已深刻地體會到所謂「中國威脅」無法形成高度共識，至多停留在一系列聯合聲明和公報中寫上「中國是系統性挑戰」的詞句而已。普京總統說的更乾脆，「中國沒有像你們美國人那樣，把俄羅斯視為威脅」。

　　一些專家就此評論道，美國可以做到強迫盟友在一些會議文件中寫進一些遏華條款，但如何讓「遏制中國」的藍圖變成現實那就是另外一碼事了，尤其是歐洲國家並不完全認同美對中國的看法，他們還指望在後疫情時代，通過中國強大的購買力拉動經濟呢！雖然美國與歐洲分歧依舊，雙方在保護隱私、大數據共享、戰略自主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差異，但這不妨礙美方認定在修復盟國關系上取得了積極進展。

　　拜登政府確定的競爭、合作與對抗的3C對華政策框架正在細化當中，如何在三者之間取得平衡也是讓拜登政府極為撓頭的問題。中美3月份阿拉斯加高層會晤以及4月美國氣候變化特使克裏訪華，開啟了拜登政府的面對面對華接觸進程；美國財長與貿易代表與中方對等官員的視頻通話，也向外界釋放了中美經貿關系回歸正常的期待。一些輿論認為，10月份G20羅馬峰會不失為中美首腦進行線下會晤的重要場所，這對穩定中美關系至關重要。

　　拜登稱自己的外交政策為中產階級服務，美須通過「實力地位」同大國打交道。他正爭取在世界範圍內對跨國公司開徵15%的最低稅率政策，旨在有效阻止跨國公司的逃稅或避稅行為，實際上是對美國中產階級的一筆巨額投資。「在拜登看來，改善中產階級的經濟命運是防止特朗普主義復活的一大保證，也是加強美國外交國內基礎的一種方式」。可見，把中國作為美國敵人顯然是找錯了方向，讓美國執政邏輯出現了無法自圓其說的悖論。

　　最近，美國蘭德公司及一些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均對美對華政策進行了反思。認為中國發展的核心理念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是征服美國，現有力量對比表明，雙方均無法一口吃掉對方，中美應尋求以新的方式，減少敵意，避免直接衝突。

　　一些美國智囊明確指出，美國對華競爭不只是目的，也應當成為解決美國國內發展問題的路徑。面對破舊的基礎設施、低下的教育水平及低收入民眾的住房危機，中國有望為解決上述問題提供資源。儘管這種聲音尚未成為主流，但隨着拜登政府執政困境的增多，特別是中國無法真正成為美國兩黨替罪羊的時候，或許中美關系會迎來拐點。但前提條件是，拜登政府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美國真正的威脅是特朗普主義及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而中國所代表的全球化發展理念與拜登的全球化理念並非水火不容。如果說，在拜登眼裏有民主與專制之爭，那顯然是在美國國內層面，而不是國際戰線上。缺乏魄力的拜登有沒有勇氣面對這個問題呢？正像拜登此前有意迴避阿富汗問題遭到媒體敲打一樣，在中國問題上，總有一天，他不得不面對「中國不是美國最大威脅」的新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