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21日發表了結束任期的辭別信，滿懷深情地與僑胞告別。在我的印象中，8年有餘的駐美大使生涯，既是他最長的一次駐外任期，也是中國歷屆駐美大使中任期最長的一位。這八年正是中美關系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作為親歷者、政策的執行者，一直處在中美關系的風口浪尖，跨越美國三任總統，其經歷的風雨及艱辛已清楚地寫在崔大使略顯滄桑的臉頰上。

　　崔大使在辭別信中感嘆「當前中美關系正處在關鍵十字路口，美國對華政策正經歷新一輪重構，面臨在對話合作和對抗衝突之間作出選擇」。作為長期研究和報道中美關系的我來說，對崔大使的這番判斷深有同感。中美關系早已超越雙邊範疇，拜登政府新的選擇不僅僅事關美國的前途與命運，更事關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命運。種種跡象表明，中美關系的大門還沒有徹底關死，但留給拜登政府的時間顯然不多了。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已五月有餘。他的競選口號是「重建美國更好未來」。在抗疫方面，拜登領導下的政府取得了不俗的戰績，離他設定的在7月4日到來之際、成人中的70%至少接種一劑疫苗的目標只差一步之遙，但在彌合兩黨分歧、凝聚及推進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共識方面乏善可陳，其支持率也從上任之初的53%下降至48%。

　　撇開國內問題不談，就美國對外政策而言，拜登政府上台後把大量心思花在全力應對「中國威脅」之上，重要場合的談話及演講言必談中國，苦心孤詣地在全球建立反華統一戰線。雖然他在競選期間對特朗普的涉華政策多有批評，尤其是在關稅問題上認為特朗普走錯了方向，但其上任後知錯不改或知錯難改，繼續把關稅作為對華貿易談判的一張牌。這兩個月，美國通貨膨脹居高不下，除了濫發貨幣這一根本性原因之外，毫無疑問，對中國產品加徵的關稅對美國物價指數的拉升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美國的國會選舉每兩年一次，特朗普勢力正蠢蠢欲動，有關特朗普2.0版捲土重來的話題一直成為熱點。上周，拜登完成了他作為總統的第一次歐洲之旅。拜登被視為美國領導人中最後一位「跨大西洋主義者」。過去四年，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政策，美歐關系漸行漸遠。但拜登竭力向歐洲領導人表明「美國回來了」，並帶來了七國集團及北約發展的遠景規劃，但是歐洲領導人將信將疑，畢竟拜登能撐多久，在民粹主義佔主導的美國，無論將來是左派或右派上台，特朗普式的人物重新粉墨登場也只是時間問題。誰能保證下一位美國新總統不把歐洲繼續晾在一邊？

　　拜登在歐洲大談價值觀同盟，強調民主是跨大西洋關系的基石，是抗衡專制制度的唯一武器。但問題是，美國國內的民主基石早已動搖，國會山106事件驚魂未定。即便如此，拜登政府想要組成一個跨黨派調查委員會，居然得不到共和黨的響應，談何「民主」制度的吸引力？畢竟106事件在一些專家學者看來，完全可以稱得上是「美國社會的911」，這麼大的事情居然可以和稀泥，一抹了之，讓在這起事件中失去生命的冤魂難以瞑目。

　　無論是英美首腦會晤，還是七國集團聚首，抑或是北約峰會和美俄首腦的「爐邊會談」，拜登的根本目的是團結盟友、穩住俄羅斯，以便集中精力、更好地「應對中國的系統性挑戰」。拜登的成功之處，是把美國遏華的理念塞入到這些組織或論壇的官方文件之中，也是美國「脅迫外交」的一大成果。G7會議和北約峰會的聯合公報洋洋灑灑四、五十頁，撰寫者絞盡腦汁，搞出了這盤大雜燴，即使是專業人士，要把兩份公報讀完，也得花上相當長時間，而這些文字最後能落實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資深美國民主黨籍參議員桑德斯6月17日在《外交》雜誌撰文稱，把美中關系視為一場零和的經濟與軍事博弈是令人痛心和危險的，這種觀點一旦盛行起來，將創造出一種政治氛圍，將讓世界的合作越來越難。桑德斯批評華盛頓的建制派，竭力「敲響戰鼓，要打一場新冷戰」，但當今世界，氣候變化、疫情、核不擴散以及經濟不平等、反恐、反腐敗等，都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開展合作。桑德斯算是民主黨的異類，但其影響力猶在。他的這番言論在多大程度上能促進美國對華政策的理性反思，尚需進一步觀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拜登政府把「全面競爭」當戰略，把對華合作當工具，這種做法註定在實踐中是行不通、走不遠的。

　　隨着崔大使的離任以及美駐華大使的長期空缺，中美兩國在各自首都的使館將由臨時代辦負責，這在中美關系中並不常見，這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兩國關系的緊張程度。未來雙邊關系究竟迎來的是轉機還是危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新政府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崔大使的辭別信與其說是對中美關系的判斷，還不如說是對拜登政府的又一次喊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