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被美國斬首的伊朗少將蘇萊馬尼的女兒問伊朗總統魯哈尼：「誰來為我父親報仇？」他答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會，不僅現在，而且在未來數年。」寥寥幾句對話，魯哈尼把伊朗的國家意志說得再清楚不過，同時他也賦予每一個伊朗人的未來政治使命。伊朗革命衛隊的一名指揮官宣稱，美國在中東的35個目標已在伊朗的射程之內。

　　對於這樣的威脅，一向傲慢的美國人哪裏能夠接受。美國可以打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但剝奪美國人的生命是其不能容忍的紅線。特朗普隨即發推，「如果伊朗人膽敢襲擊美國人和美國的資產，我們將會對已經鎖定的伊朗的52處目標進行打擊，這其中包括具有文化價值的設施」。

　　52這個數字凸顯了美伊之間的恩恩怨怨。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推翻親美的巴列維王朝之後，美國大使館的52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淪為伊朗的人質。40多年過去了，這個心結不僅未解，而且越繫越死，且結下了新的深仇大恨。伊朗在中東素有「報復大師」的稱號，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表示，「暗殺蘇萊馬尼無異於殺害伊朗的國家領導人，讓我們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伊朗聖城庫姆的賈姆卡蘭清真寺4日罕見地升起了象徵「復仇」的紅色旗幟，這是否意味着2020年的中東將招致更慘烈的血光之災？

　　自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大幅度調整了對伊政策。2018年宣布退出伊核協定並強化對伊制裁，兩國關係急轉直下。美國的「長臂管轄」也讓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深受其害。三年來，特朗普成為世界秩序的大肆破壞者，尤其是把中東原有秩序攪得面目全非。但在如何建設新秩序方面，國際社會看不到美國的任何替代方案，其任性和粗暴處處透着「美國優先」的自私。

　　民主黨人指責特朗普在沒有知會國會的情況下，冒然將國家推入戰爭的危險之中。但共和黨人竭力為特朗普辯解，認為特朗普非常聰明，有良好的直覺和強烈的方向感，知道什麼是錯的，他一直在避免前幾屆政府在中東所犯的錯誤。但反對者則認為，特朗普極其愚蠢，高估自己的智商，且自作聰明、衝動有餘。在「通烏門」問題上，他公器私用，動用國家資源調查政治對手拜登而留下了無法掩蓋的把柄。歷史很快就會證明，特朗普所謂「以暗戰止大戰」的想法，其實「是把雷管扔進了火藥桶」。

　　中東既有未解的千年之結，也有百年流血的傷口；既有2008年金融危機的外溢之患，也有不時發生的恐怖襲擾。中東沒有最亂，只有更亂。什葉派與遜尼派爭得你死我活，伊朗、沙特、土耳其、以色列四雄爭鋒，美俄等大國深度捲入。歷史與現實矛盾的交匯，讓中東政治變得更加複雜。而特朗普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篤定用精確制導清除伊朗「恐怖分子」可以起到足夠的「震懾和立威」作用，但美國面對的不是國不成國的巴勒斯坦，也不是苟延殘喘的敘利亞，而是有着8000萬人口、在「阿拉伯之春」中獲益的波斯帝國。難怪輿論認為，特朗普捅了伊朗的馬蜂窩，把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推向了未知水域。

中東火苗若隱若現，許多專家和學者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中國新的戰略機遇期的討論。歷史的慣性思維讓我們懷念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美好時光。2002年5月31日，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從現在起至本世紀頭20年，是我們必須牢牢抓住的戰略機遇期。從對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與把握中，我們預感到，911事件之後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將成為世界的主要矛盾，中美矛盾退居次要地位。而中國入世，更是意味着8億勞動力加入到全球化的大循環之中，把中國迅速變成了世界工廠。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衝擊波中，我們迎來了中美關係的第二個十年。

以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為標誌，「中國傲慢論」成為美國對中國的新認識，對華焦慮感和緊迫感前所未有地上升，「中國崛起威脅美國論」漸成主流。在此背景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出爐，雙方在南海等問題上的較量，讓中美關係在量變中發生質變。直至特朗普上台，將中國定性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中美兩國的攤牌提前到來。

值得注意的是，前一段鬧出不小動靜的伊朗內政，卻因蘇萊馬尼事件，顯示出了空前團結，復仇成為伊朗社會的高度共識，這恐怕是哈梅內伊的意外收穫。伊拉克國內反美主義的升溫會不會引發美國加快撤離的速度也是媒體熱議的話題。如果照着這個形勢發展下去，特朗普一直期待從中東抽身的願望或許正通過以進為退的方式展開，這是戰略意外，還是戰略預期，我們是不是又一次低估了特朗普的戰略運籌能力？

中東問題如此複雜，局中有局，指望中國從中漁利也是天真的想法。中國60%的石油從世界進口，而近一半來自中東，戰火不僅讓中國多掏腰包，也有可能中斷石油供應鏈。中國在中東有着巨大的利益，非幾億桶石油可以涵蓋。火中取栗並不是明智的做法。

展望中美關係的第三個十年，悲觀主義看法佔據上風。中美貿易戰的第一場戰役即將謝幕。2020年將進行新一輪的交鋒。對於中國來說，唯一可做的就是築好籬笆，做強自己。外部環境給予我們的機遇，我們當然不會拒絕，但決不能把希望寄託在外部戰略環境的改善之上。

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中美兩個大國都是負重前行。中國進入脫貧的收官之年，而美國社會的極化也上升到了新高度。特朗普2020年壓倒一切的任務是競選連任。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中美兩國的戰略競爭軌道都不會改變。競爭策略的調整並不會改變戰略競爭的性質。第三方因素的加入雖會改變兩國競爭的力量對比，但難以改變中美互為「首要競爭對手」的位置。由此看來，指望伊朗問題緩和中美戰略競爭的壓力也是不太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