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香港監察」聯合創辦人Aileen Calverley及亂港分子劉祖廸與加拿大全球事務部會面，乞求當地政府審視參與違法示威而被定罪的香港人在申請「政治庇護」及其他相關計劃時，能「方便及容易」地在加拿大生活工作。這「避風港」調子並無新意，自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頒布實施後，一些亂港分子紛紛要求美國、英國及澳洲等地提供所謂「協助」，也心甘情願為反華政客提供彈藥。

　　有輿論指出，其中最出位的莫過於羅冠聰，他雖是一個逃犯，但到英國後卻隨即融入當地的反華圈子。其早前還到立陶宛「唱衰」香港，並由反華立場明顯的副外長親自當導遊接待。他又獲邀參加美國舉辦的「民主峰會」部分會議，完全就是一副「政治明星」的模樣。更不要說最近煽動他人以非法手段干擾破壞立法會選舉的許智峯，早前與數十名海外反華政客、組織一同發起聯署，意圖阻礙中國參與國際刑警執行委員會，又公開聲援英國議員打「BNO牌」。

　　內外勾結威脅國家安全

　　但事實證明，亂港分子與海外反華勢力勾結，根本不可能影響到香港由亂及治的發展步伐。

　　一些人抱有強烈的政治干預意識，認為其他地區也須接受西方的民主概念。早於本世紀初，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其著作《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已分析，在美國、西歐以及西半球的國際關係上，美國傳統理想主義關於民主及自由的追求，對於區內維持長期和平及經濟進步並沒有過時。

　　然而，世界多元而複雜，亞洲及中東等地區的歷史及政治現實與歐洲並不相同，以美國為主的政治體制並不是能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從2019年香港的「修例風波」可見，少數亂港分子騎劫及扭曲所謂的「民主及自由」，嚴重威脅國家安全與香港社會秩序。中央政府果斷應對，令香港秩序迅速由亂及治，但一些人見不得中國好，也不得香港發展好。

　　此外，中國經濟崛起後對世界秩序帶來巨大的變化。對於部分西方國家而言，中國正被樹立成一個敵人。最近，英國秘密情報局局長摩爾（Richard Moore）聲稱，中國、俄羅斯及伊朗對英國及盟國帶來安全威脅。

　　從西方的角度看，協助香港暴徒有助令香港社會進一步分化，繼而令中國忙於處理國內事務而壓抑其崛起。這基本與冷戰期間透過拉攏中國來制衡蘇聯的方式如出一轍。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東西方冷戰氣氛熾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積極推動中國加入及融入符合西方利益的世界經濟體系，從而令蘇聯在國際上失去支持及導致蘇聯解體。可惜的是，西方社會及經濟與上世紀末的情況已經不同，全球化經濟下突顯貧富差距問題，民粹民族主義抬頭，仇外心理激增。新冠疫情進一步打擊國內不同行業的經濟狀況，當中以低下階層受到的苦惱更為明顯。西方國家此時協助香港逃犯在當地生活工作及發展，必定對本地人的就業造成影響。

　　另一方面，各國不乏堅定的愛國華僑，長期為當地社群作出貢獻。收容違法香港人的決定難免會在華人社群帶來矛盾，西方各國都有可能加劇社會分化的情況。

　　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新冠疫情反覆下全球各國的經濟仍未真正看到曙光，在此情況下誰也不願失去中國龐大的市場，在疫情新常態下失去經濟發展機會。以加拿大為例，今年9月，擾攘多年的孟晚舟事件最終解決，中加兩國理應趁機修復兩國關係。若然現在因少數亂港分子的要求再度與華交惡，這在外交對華的政策上找不到連貫基礎，美國的外交情況亦相似。

　　拋棄冷戰思維加強合作

　　有見及此，少數組織及個人只有動員寫信支援在囚的所謂「手足」表示關懷。一方面，這能夠透過活動提高或維持組織及個人在「國際戰線」的知名度。另一方面，長期生活在西方國家的本地人士獲取香港信息的途徑有限，「避風港」計劃及支援在囚「手足」的活動，目的都是要加深當地人對中國的誤解。

　　這種在本國內煽動仇恨別國及促成鬥爭的策略非常危險。根據蓋洛普（Gallup）本年初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對中國人的負面印象不斷加劇，過去數年認為中國是美國威脅的人數持續上升，兩國爆發衝突並非不可能。2019年，少數人的違法暴力行為已為香港帶來可怕的回憶，我們應該汲取教訓，避免同樣事件再次發生。

　　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數年前已經在其書《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思考一個重要問題：二十一世紀特別在中國崛起的情況下如何維持長期世界和平。書中的最後章強調世界各地共同面對氣候暖化、恐怖主義、核武器及大自然病毒（如「沙士」、伊波拉病毒）等挑戰。

　　新冠疫情已經對全球的社會及經濟帶來嚴重影響，我們此時更應該摒棄冷戰的思維，在重大國際議題上提出長遠合作的契機，這才能真正為各地人們帶來和平及穩定的生活環境。

　　華人學術網絡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