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籍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瓊，因為在社交平台轉發警員個人資料，涉嫌違反法庭於去年頒布禁止向警員「起底」的臨時禁制令，本年3月被捕，被控一項藐視法庭罪。案件早前在高等法院審訊，鄭麗瓊承認控罪，並宣稱案發時不知悉禁制令，事後已即時刪除帖文雲雲。律政司建議法庭判鄭以月計的監禁，但是審理案件的法官經一番考慮後，最終判處鄭麗瓊監禁28日，緩刑一年。

　　酌情權無標準可循

　　一如所料，法院此一判決再引起社會爭議，市民亦不禁懷疑，法官是否有意「放生」鄭麗瓊。首先，鄭麗瓊曾稱自己不知悉法院已頒布禁制令，但卻被媒體發現她曾在WhatsApp討論禁制令，可見對方並不誠實。耐人尋味的是，法官雖不相信鄭麗瓊轉發信息時不知有禁制令的存在，但卻相信「當時禁令未必在其腦海裏佔上主要位置」，當中的客觀論據是什麼？沒有的話，又能怪公眾懷疑，法官此一主觀判斷，背後涉及政治考慮嗎？

　　另一個耐人尋味之處，是法官強調法庭禁制令並不只是行為指引，而是必須遵守，又強調一個人的影響力越大，其責任亦越大，做任何事之前要更清楚考慮後果。

　　既然如此，法官理應接納律政司一方的建議，判處鄭麗瓊以月計的即時監禁吧？然而，法官最終只是判處對方監禁28日之餘，並容許對方緩刑一年，難道不是自相矛盾乎？

　　據法官的解釋，鄭麗瓊獲得減刑的理由有三：

　　一是鄭麗瓊在本案前行為良好；二是被告多年來參與公共事務；三是被告已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懊悔。可是，不少案件的被告犯案前都無犯罪紀錄，但最終亦未獲減刑，可見無犯罪紀錄，不是獲得減刑的必要條件。既然如此，為何鄭麗瓊能因無犯罪紀錄而獲得減刑，其他人則沒有呢？

　　同樣道理，過去的確有人因為認罪而獲減刑，亦有人並不獲得。司法機構過往給予的解釋，是每宗案件的具體情況都不同，所以量刑亦會有所區別，但當大眾發現法官的量刑並無客觀準則，而部分減刑的理由，基本是主觀的唯心而論時，這種量刑上的差異又怎樣令人信服？以本案為例，法官認為被告「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懊悔」，但法官又不是被告肚裏的蟲，被告是否真的感到懊悔，法官如何驗證呢？

　　有必要設量刑委員會

　　更讓人感到詫異的是，法官竟以被告「多年來參與公共事務」，作為減刑理由。所謂的「多年來參與公共事務」，是指被告曾任區議員多年，對方領着公帑，進行有償勞動，為何可成為減刑理由？法官是否想告知公眾，長期受薪的公職人員即使犯法，所受的刑罰能比一般市民輕呢？法官這樣的判決，是否有違基本法第25條的「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規定？

　　可以說，此案已經再次顯示，法官的量刑酌情權，基本上沒有可量化的客觀準則可言。他們既可以單憑一己的主觀意願，揣測被告是否「感到悔意」，亦可無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以被告是長期受薪的公職人員，作為減刑的所謂理由。是故，社會主流意見認為，香港應仿效英美等國設立量刑委員會，由其負責制訂量刑標準，實在有其必要也。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