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作者以劉大船堅決拒絕配合校長「演戲」的情節，嘲諷形式主義的本真形象\作畫：徐暉

　　優秀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這種文學體裁，建構豐富而溫暖的人性空間才能給人以深刻的閱讀體驗。裘山山的短篇小說《江邊少年》用溫情又活潑的筆觸，讓人性的空間與生活相遇，用第一人稱的口脗，刻畫了個性鮮明、心地純潔的後進生同桌劉大船，奮不顧身救了落水同學，卻在被樹為「少年英雄」的表彰大會上，堅決拒絕配合校長「演戲」、用實際行動辛辣嘲諷形式主義的本真形象。讀來既讓人捧腹大笑，又令人掩卷沉思。

　　小說人性空間的容納，並不拘泥於生命活動的客觀真實，而是在一定的社會生活狀態中揣摩複雜的人性。作家在構建人性大廈的過程中，將人性置於世俗生存的空間裏，在聆聽人性的多種聲音中感受文學藝術內在的張力。在「我」眼中，同桌劉大船是一個既不講衞生、「到了冬天隨意地用袖子擦去鼻涕」的男生，又不愛學習，身上帶着「反正長大以後和父親一樣在江面上跑運輸」的青春叛逆。可他樂於助人，即便家境貧寒，但當身為班長、且時常看不起後進生的「我」需要幫忙時，他總會挺身而出，且不求回報。當他勇救險些溺斃的鄰班同學，從不同的老師到身邊的同學都努力配合學校，為把他樹為少年英雄替他寫發言稿，安排被救的同學和家長登台致謝。成年人的虛偽和圓滑，「經歷過家庭變遷」的作者對劉大船發自內心的認同和對「真誠」的反思，妒忌心強、經常念白字的陳淑芬自以為是的「成熟」，都同劉大船敢於打破世俗的約束、堅持真實的內心和自我形成了人性上的衝突和鮮明對比，從而讓小說文本具有豐富的藝術張力。

　　《江邊少年》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它用作為中學生的「我」和劉大船的遭遇和感受，勾勒了那個時代的印記，並揭示了：不論在怎樣的時代和環境，人性之中的「真誠的力量」永遠值得追求和銘記。故事之中，顯然有作者裘山山少年時期的生活經歷，但正如裘山山所言，她筆下的「劉大船」是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世界對真和美追求的縮影。實際上，對於文學而言，虛構不僅是幻想，更重要的是一種超越理念束縛的把握，虛構的力量可以使現實生活沉澱為一杯純淨的水，讓人性以有溫度的方式與生活相遇，然後無限地延續創作生命。

　　鮮活的語言風格，是《江邊少年》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我」為了寫好劉大船的發言稿、完成老師布置的任務，去劉大船家裏專門做了採訪。任憑「我」如何啟發，劉大船都實話實說，比如在救人的同時，「根本來不及想什麼」。而當「我」好不容易將勉強湊成七百字的文章上交之後，經過班主任、語文老師等一眾人修改，「我幾乎不認識了」。作者在這個部分用排比和排比相結合的語言，對「違背人性的虛構」進行了辛辣的嘲諷：「我把宋強同學救上來後，他已經昏迷了，我一口氣都顧不上喘，就開始搶救他……當我看到他重新睜開雙眼時，一股幸福的暖流湧上心頭……」「當他讀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湧上心頭時，我終於忍不住了，笑得蹲在地上……」

　　我認為，《江邊少年》成功的製造了三個方面的審美距離：一是時間距離，它敘述的是近半個世紀前的故事；二是年齡距離，「少年的眼睛」看成人的世界；三是心靈距離，在虛偽和真誠之間，用文字抵達人性。這些審美距離將現實世界充斥的時代功利性加以過濾和淨化，在空靈與靜謐的美學空間中，更有利於表現人性的純美或掙扎。

　　同時，也讓《江邊少年》這部短篇小說的文學空間擁有了縱深感和綿延感，每一個生命的存在獲得了歷史的依據，因而增強了作品表現的生活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