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區議會選舉提名期開始。同一天下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持記者會宣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因應危害公共安全而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禁蒙面法」），以禁止《公安條例》所規範的公眾集會及遊行，以及非法集結；該規例於10月5日零時生效。

　　同一天發生的這兩件事，標誌着香港政治兩場戰鬥正式匯集，其一，是「黑色革命」和遏止「黑色革命」的戰鬥；其二，是「拒中抗共」政治勢力與愛國愛港陣營正式展開爭奪下一屆區議會控制權的戰鬥。

　　從6月9日到6月15日，香港社會聚焦「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反對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戰鬥。6月15日下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例立法程序後，「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又一次組織大遊行，提出所謂的「五大訴求」，暴露其「黑色革命」的本質。從那一天開始，「黑色革命」就把爭奪第六屆區議會控制權，作為「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爭奪香港管治權、進而變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甚至「港獨」的其中一個部署。

　　以這樣的觀點去看，就容易理解兩點。第一，為什麼在10月4日前是「以拖待變」的綏靖方針主導本地力量反擊「黑色革命」？第二，為什麼在「禁蒙面法」實施後，「黑色革命」重要推手黎智英立即發出「收兵」的指令？

　　在「拒中抗共」勢力提出所謂的「五大訴求」，並把第五個訴求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下台」修訂為「重啟政改，實行『真普選』」後，本地某些人便領會到反修例只是藉口，「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及其外國主子的根本目的，是以「和理非」與暴亂相配合，逼迫中央同意「真普選」以根本改變香港特區的政治制度。這些人也明白，中央不可能屈服於「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及其外國主子。於是，便施展拖延戰術─「擠牙膏」般逐漸回應「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局部訴求，同時，抵制「止暴制亂」所必需的強硬措施。

　　制訂戰術應對未來選戰

　　9月4日，林鄭月娥提出「四點措施」，被視為是軟性地應對「黑色革命」。一個月後，她推出強硬地應對「黑色革命」新舉措─「禁蒙面法」。耐人尋味的，是黎智英在10月6日《蘋果日報》專欄發表《這不是硬拚的時候》，稱：「香港政府在北京直接支配下，以警方的武力解決政治問題，最後導致警方趨於極端暴力，令抗爭者被迫以升級暴力回應在所難免。他們唯一的出路是使抗爭者失控，或以滲透者插贓嫁禍，造成極大傷亡，讓抗爭者失去市民和世人的同情和支持，形勢逆轉，讓他們有藉口出動大型武裝鎮壓逆權運動，令我們功虧一簣。這是他們唯一的出路，我們不能令他們得逞。」「我們的策略不是以激烈的對抗贏取對方，而是以道德權威不屈不撓的精神消耗對方。現在是我們冷靜思考的時候。」

　　黎智英之前一直公開支持「黑色革命」暴亂，為什麼會突然「變調」？他在《這不是硬拚的時候》尾段稱「寫完稿林鄭宣布《蒙面法》」，企圖表明他指示暴徒「收兵」的決定，不是因為林鄭月娥訂立「禁蒙面法」。這是欲蓋彌彰。「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及其外國主子的確顧慮「黑色革命」暴亂不斷升級，可能招致中央政府強硬回擊而使香港政局演變超出他們的設計。更重要的，是他們看清持續一百多天的「黑色革命」已達至動員支持者的階段性目標。

　　迫使中央同意「真普選」以變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是「黑色革命」的最終目標；奪取香港特區第六屆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勝利，進而控制2022年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則分別是為實現這一最終目標所必須達到的3個階段性目標。如果暴亂繼續升級而改變區議會選舉日期，那麼，上述第一個階段性目標便很可能達不到。我分析，正是基於如此研判，黎智英才急不可耐地在「禁蒙面法」生效翌日，向暴徒發出「收兵」的指令。

　　「黑色革命」的暴亂是必定會被平息的。問題是，在時間上遇到了第六屆區議會選舉，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就必須採取針鋒相對的判斷和部署，愛國愛港政治團體也必須制訂和實施相應的戰術，以達到既盡快止暴制亂、又力爭第六屆區議會仍由愛國愛港陣營佔主導地位的雙重目標。必須指出，「黑色革命」已收穫動員「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的支持者之目的，有關方面必須採取「破局」舉措。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