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立法會《逃犯（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再次召開會議，結果一如外界所料，會議在反對派連同自封「主席」的塗謹申阻撓之下，再次腰斬收場。會後，會議主持石禮謙表示，現時情況已經顯示，會議難以再次展開，於是決定向內務委員會發信尋求指示。另一邊廂，反對派似乎也意識到，他們在議會內搗亂的行為，根本不得民心，於是建議召開所謂的「三方協商」，跟政府、建制派一同展開政治協商。

　　然而，所謂「三方協商」真能夠達成共識乎？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必先從國際政治的格局，了解今次修例之爭的本質屬性。其實，早已有評論文章指出，反對派對修例本來意見不大，直至美國商會表態反對之後，才開始轉向積極反對。直至近日，不論是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還是「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均公開表態反對修例，可見反對派不過是馬前卒，美國才是反對修例的始作俑者。

　　問題是，為何美國反對修例呢？難道真的如美國商會所言，修例將會影響美國商家在港安全嗎？絕對不是，雖然修例不只針對港人，也會影響在港活動的外資，但是他們在內地沒有業務的話，修例根本影響不了他們。是故，我們要了解美方的憂慮，必須從半年前的孟晚舟事件說起。

　　上年12月1日，加拿大警方因應美國政府的司法互助請求，逮捕在溫哥華轉機的華為公司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及後，美方聲稱華為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利用在港註冊的星通技術公司，將美國高科技產品轉售予伊朗企業，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與此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始污衊華為，指它為中國政府服務，又積極游說各國，呼籲各國禁止華為參與西方國家的5G網絡建設。

　　種種跡象顯示，不論是貿易戰、孟晚舟事件，抑或是游說各國封殺華為、四處唱衰「一帶一路」建設，都是美國意圖圍堵中國的手段，其真正的目標，是要遏制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繼續提升，確保美國的國際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孟晚舟事件突顯了美國為了外交上的需要，不惜濫用長臂管轄權，誣稱一名沒有美國國籍的中國公民，觸犯美國國內法，然後要求加拿大代其逮捕，以便他們引渡回美國受審。

　　由此可見，美國反對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是因為他們曾經濫用引渡機制，打擊美國的潛在假想敵，所以擔心修訂通過之後，中方也會「有樣學樣」，指控美國在港商人違反內地法律，繼而要求特區政府將其移交至內地審理。另一方面，美國的情報單位，究竟有否打扮成商人掩飾身份，又有否利用香港作為跳板，打着投資之名進出內地，藉此套取內地各方面的情報？這個問題，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當然，大家只要明白，現行法例在逃犯移交上的各種限制，不會因為修例而受到影響，便會知道美國反對修例，純屬是他們作賊心虛，實際上則是杞人憂天。可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只有扳倒修例，才能把「美國公民與靠岸海軍在香港的風險」徹底減至最低。正因如此，USCC的報告才會恫嚇特區政府或商界，聲稱《逃犯條例》的修訂，將違反美國自行制訂的「美國─香港政策法」，使他們害怕香港經濟將因此而受到影響。

　　因此，今次修例之爭早已不是香港的內部矛盾，而是美國為了保障自己各路人馬的自身安全，意圖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在此情況之下，除非特區政府「跪低」，否則反對派作為外國勢力的馬前卒，所謂的「三方協商」根本沒可能達成任何結果。

　　更重要的是，反對派提出「三方協商」，不過是一種拖延戰術。因為台灣殺人案疑犯最快將於十月出獄，反對派只要拖到對方出獄離港，他們便能以此為由，質疑《逃犯條例》修訂的迫切性了。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