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前天召開記者會，再回應《逃犯條例》修訂的細節，逐一回應和反駁各方就修例提出的多項建議。修訂《逃犯條例》是為了堵塞法律漏洞，彰顯社會公義，應該按照本港法律傳統和原則辦事，解決懲治罪犯有法可依的迫切實際需要。但現時坊間提出賦予香港法庭「域外法權」及「港人港審」等建議，都沒有對準主要問題：即針對現時《逃犯條例》漏洞而作出修補，反而捨近圖遠，以更大爭議取代修訂建議。事實上，「域外法權」「港人港審」都不具可行性，處理不到這次台灣殺人案，也解決不了法例漏洞，各界應返回修訂本身，提出務實可行建議，勝過現時各說各話，轉移焦點。

　　不能貿然改變「屬地」原則

　　有立法會議員、法律學者針對修訂《逃犯條例》提出不同建議，包括修改《侵害人身罪條例》、《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賦予本地法院審判港人在海外謀殺和誤殺案件的權力。對此，鄭若驊司長指出，有關建議不能解決和處理台灣殺人案，亦不符合香港司法傳統。因為香港慣常行使「屬地」原則，相關罪行需於境內發生，才可行使司法管轄權。如果改變這個慣常原則，會為法制帶來根本性改變；而且，若擴大域外司法權處理殺人案，在取證方面亦難免遇到困難。

　　所謂「域外法權」，是指將本地的法院管轄權延伸至域外。不少國家及地區都設有「域外法權」，而最常行使有關權力的就是美國。但「域外法權」不是沒有爭議，「域外法權」某程度是一種管轄權延伸的表現，必定影響到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司法主權。按照國際法，各國應通過《海牙取證公約》或雙邊渠道向其他國家提出司法協助請求，但美國卻傾向直接行使「域外法權」，甚至多次以美國的國內法要求其他國家進行引渡，例如孟晚舟事件正是美國濫用「域外法權」的明顯例子。

　　香港一直沒有「域外法權」，而是沿用「屬地」原則處理刑事案，現時要賦予香港法院「域外法權」，涉及到香港司法制度的根本性改變，尤其是大幅改變香港刑事法制度，根本不可能一時三刻有結論。現時當局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一是為了填補現時香港與內地、澳門、台灣缺乏引渡協議的漏洞；二是處理台灣殺人案中，將疑犯引渡到台北受審的問題。要處理這些問題，應該聚焦於《逃犯條例》修訂，而不是貿然走去改變香港的刑事法制度、改變一直以來的「屬地」原則。而且，香港的刑事法一貫不設追溯期，就算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賦予香港法院「域外法權」，也無助處理這宗台灣殺人案，無助為受害人討回公道。

　　「港人港審」違背「一國兩制」

　　至於近日坊間有不少討論的「港人港審」，正如鄭若驊司長指出，建議有三大不可行：一是同樣面臨刑事追溯力的問題，不能追溯去年的台灣殺人案。二是涉及更大的法律修改，要將《逃犯條例》中包含的46類罪行全部轉變成為「港人港審」的情況，對香港的司法是制度性的改變。三是操作時有實際問題，比如取證、檢控時期對證據的不同處理以及檢控人員需要遵從的規則等。這說明「港人港審」與所謂「域外法權」在實行上都不具有可行性。

　　更重要的是，「港人港審」與「一國兩制」相違背。「港人港審」參考了中法兩國在2007年簽署的引渡條約，當中提到「如果被請求引渡人具有被請求方國籍，應當拒絕引渡。該人的國籍依引渡請求所針對的犯罪發生時確定。」然而，這種安排主要是國與國之間的協訂，而不會是「一國」之內的安排。香港是「一國兩制」下國家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一國」之內怎可能採取這種國與國之間的「不引渡」模式？這顯然與「一國兩制」的精神相違。在政治倫理、法律精神上都缺乏可行性。

　　固然，外界對於修例有意見是正常，勝過如反對派般一味否定、「為反而反」，但提出建議應該有三個前提：一是要能夠解決當前問題，也能夠填補現時引渡漏洞；二是建議應按照本港法律傳統和原則辦事，重點放在修訂《逃犯條例》上，而不是另搞一套，另起爐灶，這只會引發更大爭議，更加不利於凝聚共識，堵塞漏洞；三是不應用「有色眼鏡」看待內地的法治和司法制度，對移交逃犯到內地受審杞人憂天。

　　不少國家都與內地簽訂移交協議，說明司法制度不同不會影響對逃犯的移交。而且現時當局的修訂對於引渡作出了大量的保障，對於人權的保護只有加強而沒有削弱。一些人不斷炒作所謂內地法治問題，好像將犯人引渡到內地就會受到不公平審訊，這不但是妄自尊大，更是用「有色眼鏡」看待內地，以這樣的思維出發，所提出的建議自然不具有可行性，提了也是徒勞。

　　修訂《逃犯條例》具迫切性，現時討論更應聚焦於修訂本身，實事求是的討論問題。反對派巴不得橫生枝節，巴不得修訂有更多的爭議，從而將修訂拉倒，身為建制派有必要跟隨其指揮棒起舞嗎？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