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達在「佔中」案判決前，接受了專訪，內容刊於3月31日《明報》副刊「星期日生活」。其中，李永達說了這樣一段話：「現在民主派中也缺乏一個領袖將所有派系聯合起來。我們現在連一個大型的溝通平台也沒有，那時很難談將來的事。我們整個民主派的領袖們，根本不能跟市民說我們將來有什麼計劃，去讓市民再次積極的參與政治、支持我們，至少我聽不到。」這番話，大體描述了反對派現狀，可以概括為「三沒有」─沒有領袖、沒有平台、沒有行動計劃。

　　這同香港政治矛盾焦點轉移相關。

　　近20年來，香港政治矛盾的焦點幾經轉移。從2003年「七一遊行」到2015年6月關於行政長官普選議案被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否決，香港政治矛盾的焦點在政制發展─反對派欲移植西方政制、變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我們堅持探索具「一國兩制」特徵的民主政制。從2015年6月到2017年底，香港政治矛盾的焦點轉向「港獨」與遏制「港獨」。

　　在第一個階段，反對派打着爭取早日「真普選」旗號，形成民主黨和公民黨兩個主要政治團體領袖輪流「坐莊」的領導格局，「民陣」是發動每年七一、元旦遊行的平台，逼中央和特區政府越早推行「真普選」越好，這是他們的共同綱領。但是，他們否決了普選行政長官議案，也就導致領導體系瓦解、平台弱化和政治綱領不知所雲。

反對派被「港獨」分子挾持

　　到了第二階段，反對派主流亦即「民主派」被邊緣化，冒起於「佔中」的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抬頭，但是，從政治鬥爭角度看，「港獨」分子必定是極少數，不可能產生反對派的共主，也不可能提供反對派以大平台，「港獨」從一開始就是死路，不可能形成具社會效應的行動計劃。不能低估「港獨」，是因為「港獨」的思想基礎在香港有市場，同情「港獨」者不少。「民主派」公開表明不支持「港獨」卻被「港獨」分子挾持，既反映「民主派」途窮，也反映「港獨」思想基礎不可低估。

　　從2018年初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和對華戰略以來，香港政治矛盾焦點轉向美國打「香港牌」與愛國愛港陣營堅決粉碎美國打「香港牌」。美方會把香港的反對派─「民主派」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都召集到其麾下，會把香港政制發展議題和「港獨」主張充分利用起來；但是，美方之前在幕後，而今走到前台，之前利用「真普選」和「港獨」制約中國，而今把這兩個政治話語和相關政治行動，當作其全面遏制中國的局部策略。

　　於是，反對派似乎有了走出「三沒有」的機會，這就是陳方安生、郭榮鏗和莫乃光不久前訪問美國，甘心替美方扛起反華旗幟。

　　李永達在上述專訪中沒有指出這一點，與民主黨沒有人被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與陳方安生、郭榮鏗、莫乃光一同訪問美國，這兩點有無關聯，仍需觀察。但是，放在反對派面前的出路，除了改變「拒中抗共」立場、回到《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唯有公開替美方做過河卒。

　　李永達的「拒中抗共」立場是頑固的，民主黨整體上「拒中抗共」立場是頑固的。於是，加入陳方安生等人行列，替美方扛反華旗幟，是他們的必定選擇。至今說不說、做未做，無關宏旨。

為美扛反華旗引火自焚

　　然而，為虎作倀歷來沒有好下場。即使是全球唯一超級大國虎，為其效命既不光彩也不可能獲益。

　　第一，美方是在香港與中國鬥，置香港危如累卵。美方的代價是其在香港的利益，但是，替美方火中取栗的反對派的代價是其在香港的存在。

　　第二，在香港替美方扛反華旗，對美方來說有用。但是，失敗了跑到美國去，對美方來說是累贅。

　　第三，香港一些人以世界公民自居，似乎不屑做中國人。但是，美國全面遏制中國到一定地步，替美方扛反華旗是不容於中國人民的。以往，陳方安生等人應美方邀請訪問美國，還披一張爭取民主的畫皮。這一回以及今後，替美方揮舞打壓中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棍子，就是「洋奴」和「漢奸」。

　　中美兩國正進入貿易及相關問題談判的最後關頭。美方企圖中國接受一個向世人表明中國向美國稱臣的協議，這是不可能的。美方只有尊重中國核心利益，方可能達成一個比較全面的協議。中美關係的本質是重塑21世紀全球格局。正是基於這一點，格外計較反對派的立場和態度。

　　反對派是否全面替美方扛反華旗，決定今年11月第六屆區議會格局。與李永達一起接受「佔中」案判決的戴耀廷，企圖替反對派做協調工作。面對區議會452個直選議席，戴耀廷稱，其「風雲計劃」已成功培訓30多人開展地區工作，「民主動力」將有300人參選，但是，仍有100多個選區未有反對派參選人，他呼籲各專業團體、如青年律師參選，爭取反對派獲一半區議會議席。

　　打反華牌能為反對派開出前路嗎？我的判斷是不可能。香港大多數居民安居樂業，不會允許反對派為虎作倀。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