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初，波蘭國家安全部門忽然高調拘捕華為波蘭分公司一位銷售經理，理由是有關人士涉嫌從事間諜活動，事件引起世界媒體廣泛報道和中國社會一片嘩然。雖然波蘭方面強調，這是個人行為，無證據顯示與華為有關。但沒過幾天，波蘭內務部長約阿希姆．布魯金斯基（Joachim Brudzinski）高調呼籲歐盟和北約制定共同立場政策，以對應華為可能帶來的安全威脅，以及是否要將華為排除在歐洲市場之外的問題上加以協調。有關言論一下子把中國人的情緒給激發起來─震驚波蘭之莫名其妙，憤怒波蘭之無端敵意，鄙視波蘭之慣性妄為。
對於許多國人來說，波蘭幾乎是一個令人無感覺的國家，一下子想不出中國與波蘭曾經有過什麼交集，故此感到波蘭的敵意很莫名其妙。當網絡上開始出現爬梳波蘭歷史和中波關係史的「雄文」陸續出現時，又猛然發現，原來波蘭真的是一個很莫名其妙的國家：
在近現代史上，波蘭至少經歷過四次被瓜分而亡國的悲慘命運，頭三次被沙皇俄國、普魯士德國和奧地利所瓜分，最後一次是在二戰初期被納粹德國和蘇聯瓜分佔領。照理來說，這麼一個飽受亡國傷痛的國家民族，應該對同樣飽受列強欺凌的中國有所同情，沒理由反過來向中國展現敵意。但再挖掘一下中波關係史，就會發現波蘭不止一次對中國展示敵意：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支持日本佔領中國山東（這一點肯定是不實誤傳），以及在盧溝橋事變之後替日本侵略者作辯護（這一點於史有據，但原因不明）。
對華敵意背後的歷史背景
於是乎不少網民恍然大悟，把波蘭的對華敵意之因，與它歷史上的亡國原因，一併歸咎為這個國家是從來沒有外交政治智慧，總是得罪不應該得罪的強國。
以史為鑒，這是正確的思維方式，更是為政治及外交決策提供參考的一個重要方法。但這裏的前提是，以史為鑒的這個「史」，必須是準確的，而不是被誤讀的。
當我們討論波蘭近現代史時，不可能不提到波蘭曾經建立過的一種非常獨特的政治制度─貴族民主制。波蘭人並從十四世紀草創、實施這套政體，到十六、十七世紀成熟，直到十八世紀末亡國，足足運作了三百多年。從歷史總結和制度檢討的角度來看，現在普遍都認為，這種制度是導致波蘭被瓜分和最終亡國的重要原因，但同時也是它能夠持續進行復國運動的重要原因。
之所以要在本文提到這個制度歷史，是想說明以下幾點：
第一，波蘭歷史上的悲劇國運，不是源於當權決策者的肆意妄為，而是有其制度性根源。
波蘭推行了幾百年的「貴族民主制」，其具體形式就是由所有貴族組成的議會，它一方面幾乎具備了現代民主制度一切的權力，包括選舉國王、立法、徵稅、外交，宣戰等等；但另一方面又絕對封閉，貴族家族固定不變，拒絕給予平民和農奴任何向上流動的可能性。這就造成了對外決策低效，對內又不能凝聚整個民族的團結，貴族這個特權階級的利益凌駕了整體國家的利益。到了1652年，波蘭議會承認貴族有一票否決權，從此貴族議會實質上已經難以有效運作，整個國家陷入了大混亂。波蘭首三次被瓜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議會無法落實任何高效和合乎整體國家利益的決策，甚至不少貴族是被侵略者收買。
你可以取笑波蘭人怎麼整出了這麼一套制度出來，但不能說什麼波蘭民族性就是胡來妄為，畢竟波蘭人在民主制度發展史上是有過非常精彩的實踐。
盡力爭取仍有巨大空間
第二，如果把今天的對波蘭政治行為之判斷，建立在誤以為波蘭是習慣性妄為的錯誤基礎上的話，那麼將無法準確理解波蘭這次對華敵意行動背後的極端理性和務實態度，自然也無法作出有效的回應。
這次事件，波蘭當局精明異常，說白了，中國就是波蘭拿來向美國獻禮的「投名狀」。得罪中國，付出的代價頂多沒了便宜的華為通訊基建設備（這還不一定沒了！），但在美國明擺着圍堵打壓華為和中國之際，波蘭身先士卒，為美國當馬前卒，明眼人都看得出，它是希望美國在波蘭設立永久性軍事基地，從而徹底制衡着東邊那個巨獸鄰居俄國。去年九月，波蘭總統訪問美國，直接提議美軍在境內建立基地，不但自己願意出資二十億美元，而且還肉麻地提出要把基地命名為「特朗普堡壘」（Fort Trump）。
得罪萬里之遙的中國之弊，與換來美國建立基地以阻遏近在咫尺的俄國之利比較，簡直微不足道，太划算了。
第三，在分析國際問題上，與其動輒訴諸所謂的「民族性」、「國民性」這些彷彿能解釋一切，但實際上又什麼都沒有真正解釋過的概念，不如更細緻地從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和地緣格局來解讀波蘭乃至所有國家的政治行為。
雖然波蘭內政部和安全部門作出對華敵意的行動和言論，但波蘭畢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第一個中東歐國家，中國與波蘭的經貿關係互補性高，2017年貿易總額比2016年增加兩成。波蘭經濟在今天歐盟不樂觀的經濟情勢下，並無多大亮點，因此對與中國經濟合作不會真的不稀罕，不會為了討好美國而徹底出賣中國。中國企業包括華為，價格上的巨大優勢對於波蘭這些經濟不算很強的東歐國家來說，還是有相當吸引力的。如何充分利用這種雙邊關係的特徵，對波蘭政府、商界和社會進行公共外交和游說工作，才是解決問題的真正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