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昨日宣稱已成立所謂的「國際事務委員會」，由兩名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及單仲偕擔任正副主任，目的是希望「加強與外國的溝通與聯繫」，並稱「讓香港人的聲音讓外國聽到很重要」雲雲。顯而易見，這些都是掩飾的藉口。當前有兩個問題需要弄清楚：第一，民主黨為什麼要成立一個這樣的委員會？第二，民主黨為什麼選擇在目前這個時機成立？

　　圖與「本土派」搶奪話語權

　　對於第一個問題，其實可以從三個層面分析。

　　首先，民主黨需要一個「名正言順」與外國往來的藉口。民主黨乃至整個反對派，從來都與外國在港機構的成員保持「恆常接觸」，每逢重大事件前後，都定期會有所謂的「會面」。當年政改方案表決前，外國組織更是「排隊」去見民主黨，或打探消息、或游說投反對票、或要求表明立場等等，不一而足。

　　但鑒於與外國政府組織成員會面涉及國家主權與安全問題，而所談的又是特區內部事務，與立法會議員的憲制性角色有嚴重衝突，因此所有這些會面，都是「見不得光」的，全都是「偷偷摸摸」進行。害怕招來政治乃至法律上的問題，甚至會趕跑選民。過去在面對傳媒質疑時，要麼不予回應，要麼稱是「禮節來往」，極其被動。而設了這個所謂的「國際事務委員會」後，民主黨便以為，可以從組織架構上予以「正名」，日後便可以公開甚至大搖大擺地與外國組織成員會面，可以「合法地」談論香港內部事務。這是對外宣傳的需要。

　　其次，民主黨需要與外國組織設立一個「對口」的接觸「單位」。過去民主黨一直作為香港「泛民主派」的大佬，李柱銘等幾名創黨元老與外國組織成員幾乎每周都有會面，但隨着這些人退的退、走的走，黨內出現「權威真空」。

　　這造成了兩個問題：一是幾乎人人都與外國組織機構有公開或不公開的聯繫，訊息繁雜，影響了該黨的判斷；二是少了一個統理整個對外事務的組織，對外立場與主張往往因會面的人員看法的不同而出現自相矛盾，影響了外國勢力對該黨的判斷。為杜絕這種現象，民主黨當權者就認為，需要統一由誰負責美國政府，誰負責英國政府，誰負責歐盟，同時定期開會以協調各方面的關係。這是對內管理的需要。

　　以上兩個原因，還都只是「技術上」的「表面原因」。設「國際事務委員會」，民主黨的真正目的在於，以便和外國尤其是美英兩國保持更為緊密的關係。民主黨內其實早就有消息稱，提出設該委員會的，最先是來自於與外國在港機構人員保持高頻度接觸的核心成員，而大多數人都相信，若沒有外國人員的「建議」與「鼓勵」甚至是「利益相誘」，他們是不可能作出這一決定的。

　　而通過該委員會與美英保持更密切關係，對於民主黨有何好處呢？最大的「好處」就在於，可以與公民黨等其他香港反對派政團，乃至是所謂的新興「本土勢力」，搶奪必要的資源、搶奪必要的輿論話語權。

　　在民主黨一些人看來，黃之鋒、羅冠聰或劉小麗等人，可以輕易就獲得選票，原因是他們掌握了所謂的「民主定義」的話語權，再加上與外國勢力的「勾連合謀」，成功塑造了「民主先鋒」的形象。因此，民主黨以為，設這樣一個委員會，通過「名正言順」去與外國「勾連」，便可以搶到選票支持，甚至搶到選舉的資源。

　　至於第二個問題，民主黨宣布這個委員會成立的時機很有意思：一是在立法會九龍西反對派再度敗選後的一個月；二是在美國國會威脅修改《美國-香港政策法》之後的一個月；三是在「佔中」九人案件開審後的一個月。民主黨為什麼早不成立、晚不成立，偏偏選擇在這個時間宣布成立？原因即在於，民主黨通過對立法會補選的敗選原因分析，以及對未來兩年選舉的預判思考，而得到這樣一個錯誤的邏輯認識：「本土派」選民決定了選舉的勝負─能否得到「本土派」選民支持，關鍵就在能否掌握到「民主運動」的話語權─掌握「民主話語權」的關鍵在是否經常與美英歐洲國家保持定期的「對話與合作」。因此，民主黨要想明後年選舉保持勝算，就需要通過「國際事務委員會」以爭取「本土派」支持。

　　作出錯誤的政治轉向

　　顯而易見，民主黨設立該委員會，是意味着該黨已經作出了方向性的轉變。意味着，民主黨從一個不願站到與中央對抗最前列位置的政黨，變成一個要與「本土勢力」爭搶「對抗資本」、「外國資源」的政黨。儘管不能就此判定民主黨會變成新的「本土派」，但卻可以預示，該黨未來將出現頻繁的「通外」舉動，而當這種舉動不斷增加後，民主黨難保不會發生質變。明後兩年的區議會以及立法會選舉，民主黨勢必走到與「本土派」相近的政治站位，而若兩場選舉都獲得較大勝率，那麼幾乎可以預見，民主黨難以再回頭。

　　民主黨這種舉動是極其危險的，是放棄自己最大支持盤、奉迎原本就不認同他們的「本土派」選民。最終的結果，將是兩邊不討好，被選民遺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