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過去40年，在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從資金、人才、技術、管理、觀念等各方面為國家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今時今日，在習近平主席提出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將繼續揚帆推進時，不少港人在問，在下一個40年，我們在國家發展中將會有什麼角色，我們還有條件和能力為國家作貢獻嗎？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於8月31日，在內地報章《學習時報》上撰寫5000多字長文《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　攜手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以上問題給出了詳細答案。加快創新科技發展、打造創新科技中心，必將是香港未來在國家發展中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這既是香港自身發展的歷史機遇，也是香港對國家的歷史責任。

　　從國際局勢發展趨勢來看，無論是香港自身發展，還是國家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社會都是必然之路。主管經濟和社會事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劉振民，去年10月向聯大第二及第三委員會發言時強調，全球化未來的三大趨勢之一，將是科技的迅猛發展，並強調這些趨勢可能會改變和影響我們的未來，無法參與其中的國家或有被拋在後面的風險。此次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雙方都清楚，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無論是貿易逆差，還是保護知識產權的藉口，都掩飾不住美國對中國發展創新科技的敵視和阻撓。不過，為了國家命運、民族利益，即便是艱難萬分，中國也會義無反顧地加大創新科技的發展。

　　大灣區彌補香港狹小市場

　　香港發展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優勢明顯，既有多所世界知名大學的優質教育資源，有眾多世界一流研究人才優勢，同時也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環顧全球，像香港這樣一個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城，能擁有5所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學並不多見，即便像美國高等教育資源如此豐富的國家也很少有這樣的情況。香港的大學在醫學、數學、化學、計算機科學、電子工程等基礎研究領域都走在世界前列，在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健康與醫藥、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等產業技術創新領域也具有領先優勢。而從「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上看，香港與世界更近。正如王志民主任所說，在對接全球科技創新體系、吸引世界優秀科技人才、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等方面具有比內地城市更為優越的條件。

　　去年國家提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並在今年明確提出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設想後，香港在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以及在大灣區建設中的定位更加清晰了。香港的優勢是研發，不時有全球領先的研發成果面世。但成果向市場轉化是短板，而且香港自身市場狹小，並且缺乏承接研究成果的實體企業。多少年香港創新科技發展緩慢，與這個「先天性缺陷」有一定關係。如今有大灣區一體化的發展，有這個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的廣闊腹地，有大灣區大量的配套企業，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建設的提出對香港而言就像「天上掉餡餅」、「天賜良機」，是瞌睡時需要的「枕頭」。畢竟，僅靠香港一己之力，獨腿難以遠行。「一國兩制」的國家優勢也是香港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底氣。

　　政府需增強角色推動創科

　　當然，這機會並非是「天」賜的，而是泱泱大勢所致，更是國家整體發展中的重要一環。既是中央考慮香港特點，為保障香港永續發展、東方之珠繁榮穩定作出的決策，也是作為「一國兩制」下的特區、香港對國家貢獻的應有之義。無論是科技部批准在港建立16家國家重點實驗室、6家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港區擁有的國家兩院院士44人，還是國家科研資金「過河」香港，無不顯示國家對香港地位的重視和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支持。如今香港發展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天時地利皆備，接下來就需要看人的積極作為了。

　　過去40年，香港作為改革開放的參與者，既是貢獻者也是受益者。未來亦將如此。不同的是，在香港方面，過去主要依靠港人個體的膽識和努力，未來政府的角色需要增加。特別是創新科技發展不能簡單地依靠市場。從國外發展創新科技的經驗來看，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不可或缺。就以美國為例。在二戰結束前，美國聯邦政府對於科技研究開發活動的支持都是零散和不成體系的。但是，在1945年，美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主管萬尼瓦爾．布什，向當時美國小羅斯福總統提交了名為《科學，無盡的邊疆》的研究報告後，改變了美國政府對其在科技創新中責任的認識。該報告指出：人民健康、國家安全和公共福利需要科學進步和新的科學知識，聯邦政府應該承擔新的責任。這份報告成為美國政府支持科技發展的思想源泉，奠定了美國現代科技政策的基礎。由此之後，美國政府不斷調整自身對科技創新活動的介入方式和介入程度，逐步全面介入科技創新活動之中，成為推動美國科技創新發展的重要力量。

　　期待在未來國家改革開放中，在創新科技發展的大潮裏，香港能實現天時地利人和的完美結合。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泉州社團聯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