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六日，美國開始向中國價值340億美元商品徵收25%關稅，中國的反徵收報復關稅也隨即啟動。之前各界一直希望這又是特朗普的「懸崖政策」，會在關鍵時刻懸崖勒馬。但現在看來奇跡並沒有出現，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了。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中美貿易戰規模最大，最引人矚目，但特朗普這波關稅戰並非只是針對中國，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歐盟甚至印度也通通在關稅戰的名單上。這說明特朗普的貿易戰根源，未必源自美國右翼的「反華」政治。甚至，我們也不能歸咎於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早在1990年代「全球化」進程之前，特朗普已經開始不斷嘮叨「美國吃虧」了。

　　零和遊戲沒有贏家

　　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的根本原因，就是其本人的長期堅持的重商主義立場。在重商主義者看來，本國生產商品賣給外國換回貨幣，才是實實在在的財富；從外國進口商品，要花出本國的錢，就是財富流失。如果進口多於出口就是吃虧，這時就需要提高關稅，阻止外國商品進入。這種重商主義在十六到十八世紀盛行一時，但到了十九世紀已經被視為不正確。其錯誤主要有幾個地方。

　　首先，這種理論把貿易視為一種「零和遊戲」，認為世界上的財富是一定的，己方得到的相對更多的財富必須建立於其他國家損失的基礎上，所以一個國家要改變或改善自己的國際地位，就只有掠奪別國的財富。但從十九世紀開始，這種「零和遊戲」的觀念開始轉變，人們認識到商品交換是一種互惠過程，雙方在交易中各自利益都得到提升；交易越合理，雙方就越能利益最大化。從總體利益的角度，交換是「把蛋糕做大」必不可少的過程。

　　其次，在重商主義的年代，貴金屬是唯一的通用貨幣，財富也以貴金屬衡量。由於貴金屬的產量是有限的，在一定近似條件下，確實有把財富總量視為恆定的理由。但在當今社會，特別在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結束，美元與黃金脫鈎之後，貨幣發行不依賴於重金屬。各國發行貨幣的基礎是生產與服務規模與信用。而這兩者都可以「做大」。這種情況下，重商主義的前提早就已經失去，各國積累財富的根本方法，就是擴大生產與服務，「把蛋糕做大」。

　　第三，對美國來說，這種「貿易吃虧論」尤為錯誤。從二戰後，由於美國經濟獨大，美元在國際貿易中取得實際的世界貨幣的地位。美元與黃金脫鈎之後，美元世界貨幣地位面臨威脅，但這時尼克松與基辛格迅速抓住機會，在1971至73年的幾次談判中，與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沙特阿拉伯達成協議，美國保護沙特油田、提供沙特武器，限制以色列向沙特用武，換取沙特同意把美元作為沙特出口石油唯一接受的貨幣。這種「石油美元」保住了美元的實際世界貨幣地位。直到今天，雖然經歷日圓、德國馬克、歐元等的挑戰，無論全球貿易中的貨幣使用量，還是各國外匯儲備中的比例，美元的佔有率都大致一直維持在60至70%的區間。這大大超過了美國GDP及美國貿易量的全球比例。

　　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有很多好處，最簡單直接的，就是美國負債可以通過發行貨幣償還債務。雖然這不是無限制的，但從1970到2016年，美國國債膨脹52倍，GDP只膨脹17倍，美元信用依然沒有顯著降低。其次就是控制通貨，增加經濟調控手段。在2008年之後的經濟危機中，美國進行三輪量化寬鬆，相當於間接印鈔。其他國家採取相似措施，都引發可觀的通貨膨脹，只有美國仍然能維持低通脹。這就是因為美元由於世界貨幣的地位，降低通貨膨脹風險之故。第三，就是美國可以利用發行美元的主權，以及因此而控制的金融體系，影響國際經濟的走勢，這也是美國實施全球霸權的基礎。

　　由於各國需要美元，美國不需要外幣，各國只能通過貿易（而不能靠兌換）獲取美元。所以美國在國際貿易中必定要處於逆差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是唯一在國際貿易中，整體而言不需要嚴格遵守等價交換的國家。這也培養了美國人浪費與大手大腳的花錢習慣，美國家庭的儲蓄率下降，國際貿易從順差國轉為逆差國，從製造型國家轉為消費型國家，都從1970年代開始才發生的事。顯而易見都與這個時期，美國變成史無前例的「不必與重金屬掛鈎的世界貨幣」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當然，美國這種模式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特別是伴隨全球化的過程，由於國內分配不平衡的問題，造成美國中產階級萎縮，確實給美國大部分人民造成「失去感」，造就了美國民粹主義與特朗普上台。但本質上說，「全球化」與「貿易不平衡」（即美國長期貿易逆差）是兩個問題。不應該混為一談。即便要「反全球化」，只要美國仍然要保持世界貨幣的地位，就無法避免貿易逆差。但很多美國右派的論述中，有意無意地把兩者混為一談，卻很有誤導之嫌。

　　或許，全球生產與貿易體系現在正來到一個拐點，美國也確實有縮小逆差的必要，國際貿易格局也並非不能改變。但像特朗普那樣重新用重商主義的思維，把貿易逆差單純視為「美國吃虧」，責怪其他國家，那是大錯特錯。

　　特朗普是「逆天而行」

　　如前所述，這種美元體系其實是美國主動追求的，也在這個體系得到很多回報。美國政府得以維繫美國霸權，美國資本家依靠金融經濟「躺着發財」，就連美國平民也受惠於低通脹與廉價商品。即便不說全民受益，也是大部分人受益。美國人民的「失去感」來源於「全球化」過程中的衍生問題，而不是自由貿易本身。而且特朗普的重商主義，也不限於貿易平衡，而是會進一步追求貿易順差。比如加拿大實際上對美國是貿易逆差，但特朗普一樣徵關稅不誤，就很能說明特朗普的意圖。換言之，特朗普的倒退，不但要倒退三十年（即全球化之前），還要倒退二百年（即重商主義年代），這顯然是「逆天而行」。

　　特朗普一向宣揚「打贏貿易戰很容易」，但幾乎所有國家都敢向特朗普「說不」，歐盟、加拿大都開始實施對美國的報復性關稅。美國公司也開始受到影響，比如美國的名牌產品哈利電單車就計劃到歐洲設廠，這是特朗普政策的必然結果。特朗普即便出言威嚇，也很難改變商業公司的商業決定。

　　隨着中美貿易戰開打，中國固然一定會受損，美國也必然承受苦果。比如現在中國在美國的投資已經大幅下降，不少在美國生產的製造業，本來可以把美國生產的商品出口到中國，現在也必定考慮為中國市場移出美國。這是一向想把外國製造業帶入美國的特朗普所不願看到的。更不提貿易戰擴大的話，消費品價格上升對美國大眾的影響，以及中國「精準反擊」對美國農業的影響了。

　　一言以蔽之，特朗普貿易戰純粹損人不利己，把整個世界從追求「共贏」，變為追求「誰輸得少」。這真是世界的悲劇。

　　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