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機構「小圈子」文化盛行，拉幫結派，任人唯親，其中一個典型事例可見一斑。一名在大學就讀放射治療學系的男子A，2010年在行人隧道非禮14歲穿校服少女，被裁定罪成及判監14天。其後他一直上訴至終審法院，都未能推翻裁決，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亦頒令譴責他並刊憲。該男子其後轉讀法律，2016年向高等法院申請成為執業大律師，律政司反對，惟大律師公會同意。高院起初裁定拒絕其執業。
高院最初的判詞指出，香港市民期望大律師維護法治，難以接受有大律師曾觸犯刑事罪並留有案底，若接納A的執業申請，或影響公眾對大律師的信心，而且A一直堅稱無辜、無悔意，法庭不相信他已改過自新，故拒絕其執業申請。
公眾知情權遭剝奪
不過到2018年，高等法院上訴庭推翻原審裁決，稱A獲三名律師師父認可，包括一名資深大律師，而且感化報告認為A是一時行差踏錯、重犯機會低，故認為可給予A改過機會、批准其執業資格。
事件最離奇之處，在於A竟獲高等法院頒下匿名保護令，若有人揭發其非禮案罪犯的身份，會被控藐視法庭罪。
換言之，若A執業期間處理非禮案，受害人無從知曉其非禮罪犯的身份，公眾知情權同樣慘遭剝奪。大公報記者於2019年曾找到A，詢問他若遇上風化案，會否向受害者坦承犯罪經歷。A未正面回應，但顯得自信滿滿，強調無論記者如何追問，都不能將其身份公開報道，因為有法庭命令「加持」。
大公報記者曾向司法機構求證事件，惟對方拒絕透露，其後幾經周折取得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的信函指引後，才勉強獲准在高院登記處查閱到法庭對A的匿名保護令文本，所謂的「司法透明度」可謂蕩然無存。大公報記者亦發現，A在去年起出現的一連串暴亂案件中，頻頻以被告的代表律師身份現身傳媒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