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中央出謀劃策，研究提出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具體方針政策建議，為「一國兩制」方針的形成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1981年4月，時任港澳辦主任廖承志主持起草了一份給中央的報告，建議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

　　1982年3月，廖承志向中央呈報了《關於解決香港地位問題的初步方案和近期工作的報告》，提出了解決香港問題的一系列基本方針政策，也就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十二條」。

　　1983年3月27日，廖承志將對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修改後的方案上報中央，鄧小平4月4日在這個報告上作出了「我看可以，茲事體大，建議政治局討論」的重要批示。

　　二、參與外交談判，為簽署中英、中葡聯合聲明，以和平方式解決港澳問題和為國家改革開放營造良好外部環境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

　　1987年4月13日，《中葡聯合聲明》簽署。

　　三、精心組織制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為依法治理港澳、奠定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法治基石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港澳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秘書處都設在港澳辦，起草的實際組織工作也由港澳辦承擔。

　　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香港基本法。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澳門基本法。

　　四、有條不紊地開展香港、澳門回歸和籌建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工作，為實現港澳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過渡時期港澳辦設立港事顧問，及時組建預委會、籌委會，成立臨時立法會。

　　磋商解決香港和澳門參與一系列國際組織和條約、港澳居民身份證件安排、終審法院設立、香港新機場建設、預留財政儲備、駐軍和防務交接等一系列關係到港澳政權交接和平穩過渡的重要問題。

　　五、穩妥應對香港、澳門回歸後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勇於開拓，為回答好我們黨治國理政面臨的這一嶄新課題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面對亞洲金融危機、非典（沙士）疫情和國際金融危機對港澳造成的嚴重衝擊，港澳辦積極協調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採取簽署CEPA、開放赴港澳個人遊等政策舉措，幫助香港經濟實現復甦，支持澳門開放博彩市場，促進澳門經濟跨越式發展。針對香港終審法院居港權案判決產生的嚴重政治和社會後果，以及後來圍繞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出現的激烈爭論，港澳辦建議中央依照基本法行使有關權力，以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和對政制發展作出決定的方式，解疑釋惑、定分止爭，維護了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

　　港澳辦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支持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力量發展壯大；推動內地與港澳各領域的交流合作。港澳辦支持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模式創新，促成澳門大學遷至橫琴新校區。

　　黨的十八大以來，港澳辦以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指引，堅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積極有為，為促使港澳特別是香港局勢穩中向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首次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就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作出8．31決定；對基本法第104條進行解釋，為取消宣誓違規議員的資格提供更堅實的法律依據，有效打擊和遏制了「港獨」活動；支持香港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解決了惡性「拉布」問題；出台一系列惠港惠澳和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學習、工作、生活的政策措施，協調解決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和港珠澳大橋開通涉及的有關政策和法律問題，支持港澳參與「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國家雙向開放，促進港澳與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特別是妥善應對和處理持續79天的非法「佔中」事件，在國際上同類事件的處理中堪稱範例，對香港近期局勢發展具有關鍵性影響。

　　資料來源：張曉明在港澳辦4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大公報記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