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時代後，反映中國建設成就和典範人物的報告文學作品成為主流，包括何建明的《部長與國家》、《山神》等。不過，這一潮流也引來了不少爭議：「報告文學怎麼沒有了批判性？」「講述好人好事就是報告文學？」對此，何建明說，決不能認為歌頌性作品就沒有批判性，事實恰恰相反，一部正能量作品就是對那些負能量與黑暗面的有力回擊。
何建明認為，報告文學就是為時代畫像，因此其對象的意義決定了作品本身的高度。從這個角度講，對時代楷模的藝術化宣傳，同樣是一個極重要的文學命題，而且可以對那些落後者進行有力的鞭撻和警示。「如果一味地認為把壞事寫絕才是『真正的文學』，那其實是沒有能力把好事寫好的表現。」何建明說，一個民族的作家如果只會揭露社會和本民族的醜陋與陰暗，那將是文學界的一種悲劇。
「真正的文學應該引領人類走向光明和善良，應該成為推動歷史向前邁進的重要力量。」何建明認為，作家的最高境界除了悲憫，還應有崇高和正義，表現手法的最高境界除了荒誕，還應有真實地再現與還原。「中國作家應該更多錘煉自己的本領，這樣才能把一個活生生的好故事講得生動、寫得精彩，才能把人性引向真善美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