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網訊】８月２６日深圳特區將迎來３０歲生日。３０年間，深圳由一個「除小村莊和小漁村外就是荒山黃土」的地方，魔法般變成一個現代化城市，讓曾是深圳改革開放最早「思想啟蒙者」之一的梁振英讚嘆不已，驚呼「完全沒有預想到」。

梁振英現任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從１９７９年起，作為一名專業測量師，梁振英與其他２０多位香港專業人士一起，連續多年免費為深圳特區的「拓荒者」們授課，並直接參與蛇口工業區和深圳的城市規劃。

「今天我們這幫人開玩笑說，如果說深圳現在由於一些基本建設不足，出現包括堵車或排水問題，那可能是我們那個時候的錯。大家完全沒有預想到深圳會發展得這麼快。」梁振英日前在接受新華社獨家專訪時，這樣對記者說。

給深圳當「先生」時，梁振英才２４歲。總結深圳３０年的發展歷程，作為曾經最年輕、講課次數最多的「先生」，梁振英認為深圳之所以迅速崛起，在於能衝破各種枷鎖和僵化的思想，敢問、敢想、敢學、敢做。

深圳之初體驗

梁振英依然記得第一次進入深圳是在１９７７年８月，剛剛畢業回港的他希望去深圳走走看看。那時羅湖是唯一的海關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關服務。他回憶說，當時過關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４０多人。

過關後做的第一件事是換點人民幣，然後拿「回鄉介紹書」副本到派出所蓋個章。之後每天都要去派出所蓋章，因為離境時邊防人員將核查逗留天數與蓋章的數目是否相符。

１９７９年，當梁振英再次走過羅湖橋進入深圳時，他已是香港「專業人士促進現代化協會」的會員，應深圳方面邀請，利用週末去「授業解惑」。

由於當時邊檢手續複雜，且沒有２４小時通關服務，梁振英去講課不得不犧牲整個週末。「每個月兩三次，那時候真是下了蠻大的決心，居住條件困難，而且由於交通不方便，沒法當天來回。」他說。

每一次，梁振英需要在辦完過關手續後，星期六在羅湖口岸深圳一側的華僑旅社住一晚。當住客過多、床位不夠時，華僑旅社就在過道里甚至廁所門口，支上軍用床，梁振英和其他香港人或海外華僑就在各種異味的「熏陶」下入睡，這种經歷讓他至今難忘。

次日一早，梁振英就會花一毛五分錢，雇當地年輕人用自行車載他去講課的地方。由於路況差，顛簸得厲害，再加上個高腿長，坐在自行車后座上的梁振英自覺有點狼狽。但很快，隨著蛇口工業區的成立，梁振英就改乘小汽車或麵包車去蛇口講課。

２４歲的「先生」

３０多年前，當中央開始「摸著石頭過河」、啟動改革開放時，蛇口是「試驗場」和「先行者」。而蛇口的「思想啟蒙者」是來自香港的這些專業人士，包括經濟學者、律師、工程師、會計師、建築師、測量師等。

梁振英講解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與土地、房地產和規劃有關的實踐經驗。他從零講起，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實現分割、什么是單利率和複利率，等等。

他的學員包括深圳特區官員和規劃者，以及蛇口工業區從全國各地召集來的技術幹部。學員們南腔北調，差異很大，不過有個共同點，年齡都比梁振英大。

梁振英對第一課的記憶是「很尷尬」，因為不會講普通話，講課需要翻譯。「至少在前３年，講課都需要翻譯，後來講多了，就學會講普通話了。」

１９７９年初蛇口工業區成立時，梁振英給工業區技術幹部講課的「課堂」，是工業區內一個山包上的一間小石頭房子。工業區技術幹部的第一期培訓班就是在這里舉行了開學典禮。學員們稱之為「延安大學」，因為這里聚集了改革開放事業的「開拓者」，激蕩著解放思想、敢學敢為的潮流。

這些學員特別尊重梁振英這位年輕的「先生」，後來都成了他的朋友。他們告訴梁振英：「原來聽到你的名字，以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現，才發現怎麼來了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深圳成功的最大因素

在梁振英看來，學員們這種不恥下問、願意聽願意學的精神，是深圳在３０年里崛起成內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城市的關鍵因素。

「不管你是一位老先生，還是從香港來的一位年輕小夥子，只要你對問題有一定的認識，能有好點子，甚至包括一些在內地的制度和思維範圍外的東西，他們都願意聽、願意學，這個態度非常重要。」他說。

梁振英錶示，很多伴著深圳走過改革開放初期一段路的香港人，無論是廠商、貿易商或專業人士，都深深體會到，深圳的改革和發展最重大的成功因素，就是敢問、敢想、敢學、敢做。

梁振英回憶起上個世紀８０年代中期時他主持的一個由港深兩地官員參加的規劃學術會議。由於當時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政治環境不允許，深圳官員只能以某個學會會員的名義出席。一天半的會議，深圳的官員提問題提想法提具體建議，十分主動，他們發言的時間佔了將近９０％，香港官員的發言只佔１０％。

有了這股闖勁，深圳的官員和規劃者迅速克服了早期巨大的思想包袱和阻力，在內地率先完成一個個思想和政策上的跨越，比如外匯進出管理、工會與企業的關係、土地樓房的屬性等。

深圳過去３０年的發展讓梁振英讚不絕口。他說，如果能把記錄深圳過去３０年從無到有的系列照片，用快鏡在５分鐘內播放，那一定是個振奮人心的片段。

梁振英回憶說，早期他除了當老師，還協助深圳做城市發展規劃，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特區的人口指標。一個成熟的特區到底需要多少人口？深圳市的官員給出了３０萬人的規劃。他說：「我們認為，深圳當時就是幾個小漁村，哪來３０萬人？我們有點不相信，不過還是按照３０萬的人口指標來規劃。」

然而，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經超過１０００萬。作為土地制度和城市規劃的專業人士，梁振英感慨地說，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這麼大規模的城市，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里建設到這個水準。

港深融合是必然

如今在港口貿易、製造業等一些領域，深圳這個「學生」已經可以與香港這位「老師」展開強有力的競爭。

梁振英認為，香港仍然有很多經驗甚至包括教訓，值得深圳學習，而深圳也有一些值得香港參考借鑒的長處。整體而言，港深之間合作機遇遠遠大於競爭，港深融合是必然的結果，對雙方均有利。

梁振英錶示，港深的經濟互補性非常強，再加上工資水平、物價水準、房價水準的差距比較大等，兩地需要把這些積極因素調動好，使得這些融合可以給兩地的居民和工商界帶來更大的好處，未來３０年這將是一個很好的課題。

梁振英不願意預測再過３０年後的深圳，因為深圳發展得太快，這種預測要「非常大膽」。

他更願意從香港的角度「猜一下」：再過３０年，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前提下，港深之間應該可以實現持證免簽證往來，香港人可能住在香港卻到深圳上班，深圳人也可能住在深圳到香港上班。

「兩地的人員來往，３０年後應該基本能做到內地常用的一個詞‘同城化’。」他說。

如今，梁振英仍時常去深圳，往返也就半天時間，不是去講課，也不是去打理公司生意，而是去購物。因為自己喜歡園藝，他不時去深圳買點種子、肥料以及小工具等，深圳的種類比香港齊全，且價廉物美。

「深圳是我義務工作最多的地方，能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做點事，能為深圳做點事，我自己覺得不負此生。」梁振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