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八佰》以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為背景

　　《八佰》在內地電影市場逐漸復甦之際上映，掀起了一波觀影熱潮。同樣的題材，此前有應雲衛1938年導演的《八百壯士》，以及丁善璽1975年拍的《八百壯士》，導演管虎在訪談中強調《八佰》採取了普通人視角，試圖作出某種反類型的努力。影片給人的感受確實與眾不同。如以文體為喻，大多數戰爭片像小說，而《八佰》更像抒情與政論兼具的散文。\胡一峰

　　影片所講述的一切發生在上海的蘇州河兩岸。南岸是誓死守衛國土的抗日將士，他們固守的四行倉庫，色調灰暗，氣氛緊張，密布死的氣息；北岸是燈紅酒綠的租界，面對迫近的戰火，牌照打，戲照唱。南岸與北岸，一邊是地獄，一邊是天堂。不過，租界裏的天堂是「別人」的，血肉之軀守衛的土地是「我們」的。這場慘烈無比的戰鬥，是一場「我們」演給「別人」看的戲。高懸在四行倉庫上空的熱汽艇，裏面坐着一群西方國家的軍事觀察員，讓這種「被觀看」感愈發明顯。

　　對視的目光

　　翻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編的十二卷本《中華民國史》第九卷，有這麼一段話：「為掩護主力部隊撤退，孫元良第88師奉命留守閘北，該師所部第524團團附謝晉元率領一個營的兵力進據四行倉庫阻敵前進，並孤軍奮戰至10月30日方才退入公共租界，移往膠州路孤軍營。至此，中方蘇州河前進陣地盡失。」這整整100字是史家對四行倉庫保衛戰的描述。電影不是史著，它的任務是講故事，《八佰》講述的抗日故事，交織着光影營造的三重世界，充滿象徵意味。

　　以四行倉庫為中心的戰場，象徵着戰爭本身，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對壘於此，這一彈丸之地成為侵略與反侵略鬥爭的縮影，一切關乎政治、謀略、倫理的考量均將發生於此，並接受「觀看」。蘇州河對岸的同胞，其中有政治家、新聞記者、流亡學生、童子軍，拿着望遠鏡的看客教授，只想着自家房產安危的闊太太，露宿街頭的難民，還有唱戲的、開賭場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象徵着被捲入戰局的中國民眾，奮起反抗還是屈節苟活，是他們以及他們組成的中國面臨的抉擇。當然，還有高高在上的西方旁觀者，象徵着貌似客觀的國際社會。

　　作為事件的歷史，本質上是不同力量的博弈及其結果；作為藝術的歷史，更應致力於探究和展現已經實現和被放棄的可能性。《八佰》以這三重世界折射了當時的力量格局，雖然影片對某些細節如送旗作了藝術虛構，但這一格局的呈現，準確揭示出了四行倉庫保衛戰在歷史棋局裏的位置，為影片找到了歷史支點，也為觀影者進入或跳出這場戰役進行觀察和思考提供了多樣化的視角。

　　被「喚醒」者

　　如前所述，《八佰》的整個故事是在交錯疊套的目光中完成的。我們在影片中多次看到，四行倉庫的將士從破窗洞中向河對岸張望，河對岸的同胞也注視着四行倉庫的動靜。如果足夠細心，我們會發現，隨着劇情推移，四行倉庫裏的目光所及，從對岸曼妙的歌聲、慌亂的人群轉移到《長坂坡》裏趙雲護國的壯舉；對岸的目光則從猜疑、不解、冷漠到同情、讚賞和信任，幫派弟兄前赴後繼送電纜過橋，以及送旗、升旗、護旗這些段落，構成了目光轉移的階梯，最終把影片推向高潮。

　　在目光中包含着影片最重要的主題──喚醒。謝晉元談及這場結局早已注定的戰役時，明確說要以堅守倉庫的四百人的壯舉喚醒四萬萬同胞。我以為，這是影片最具歷史感之處。「喚醒」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從林則徐到孫中山，一直致力於此，喚醒的對象也從官紳士人擴而至庶人百姓。日寇入侵把中華民族逼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喚醒」也愈發迫切。《八佰》塑造了多個被喚醒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誇誇其談的「老鐵」，是連開槍殺敵都不敢的，最後身背大刀，毅然走上天台，獨自擔起護旗的任務；「端午」從安分守己的種地農民成長為有血性的士兵；河對岸放下望遠鏡舉起了槍的教授，拎起藥品箱子衝上一線的蓉姐……其實，那些捨身炸毀敵人鐵板陣、給妻子留下絕命書的軍人，包括明知不可為之的謝晉元，在「喚醒」他人的同時，又何嘗不被圍繞他們的目光所不斷地喚醒呢？

　　反戰的吶喊

　　《八佰》值得肯定之處還有不少。比如，任何優秀戰爭題材的作品都是反戰的，這是戰爭片必須承載的倫理命題。《八佰》雖也有血肉模糊的軀體等慘烈場面，但由於題材內容的限制並無宏大的戰爭場面，不過，「老鐵」、「端午」、「老算盤」等的存在，特別是「羊拐」和「老鐵」臨別前在電梯口關於性事的對話，以戰亂之中人性和人心的煎熬，從精神層面傳遞出反戰的吶喊。另外，影片多次使用傳統文化符號。比如，在決戰前夜，戲台上原定的《挑滑車》換成了《長坂坡》，「小湖北」關於趙子龍的想像，以及「老鐵」瘸着腿、揮舞大刀，唱着《定軍山》，包括那匹有如神來的白馬，讓人感受到古老中國及其文化在戰火中新生的悲壯，也告訴人們，民族的復興必須以傳統文化向現代共同體精神轉化為前提。當然，《八佰》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比如，敘事多少有些凌亂，如果不是對四行倉庫保衛戰有所了解，未必能準確理解影片的邏輯，而一部影片如果需要歷史文獻做註腳，就難免陷入教科書註腳的尷尬境地，並造成人們觀影注意力的偏離。再如，包括謝晉元在內的人物面目不夠清晰、刻畫不夠深刻，有的人物如記者挖掘不夠，大學教授過於功能化。

　　總之，這是一部有思想含量並能引起人關於歷史、文化和民族命運思考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