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禮記．禮察第四十六》有一段深刻的說話：「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和班固《漢書．賈誼傳》都有類似的說法。文句的大意是：一般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經發生的事情，但不能看到將要發生的事情。「禮」的教化，就能避免不該發生的惡事；而「刑法」的懲處，則是避免相同的惡事一而再地發生！因此，刑法的功用很容易見到，而禮教所能產生的作用卻難以知曉。

　　孔子親歷禮樂分崩離析的時代，使他不由得思念周公，想恢復周禮，以期救弊起衰。周公「制禮作樂」，有系統地確定一套政治、典章、規矩、儀節等制度，並以之作為治國的準則，這套制度準則，使周的國祚維持近八百年。《禮記．樂記》說：「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一隊樂隊，可以有不同人種、不同國族、不同語言的人走在一起；面對奏樂，不同背景的人也可同歌共舞，原來「音樂」本身就具備「同化」的功能。至於人際間，有說不盡的差異，譬如參加一個宴會，有來自政商界的，有來自文化教育界的，有來自宗教勞工界的，背景不同，身份各異，而「禮」卻能居中調節，使每個人都尊重對方的不同，進而容納對方，求同存異。「禮樂」，就在此取得同而得和，異而相敬的效果。

　　社會越是發展，人口繁衍越多，人與人的競爭激烈，欲望以名利為先，爾虞我詐，傳統的禮制不足以導眾，上位者為了方便統治，遂編制「法典」，指明如不遵守者的罪狀與罰則。老百姓為免陷入法網，自然不敢違法。由古及今，法律都是成文的東西，撰寫及其修訂無論如何仔細、繁複，也不能盡錄或預知未來。例如：「子女頂撞甚而辱罵父母」、「當街當眾粗言穢語」、「人際間的言語欺凌」、「所謂合法避稅」、「遊走於法律空隙」、「以不義為義，我即法律」等等，法律上有條文可作出控告嗎？

　　孔子主張德治、禮治：「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有格。」（《論語．為政第二》）孔子認為，用行政命令治理百姓，用刑法來制約百姓，只能使老百姓勉強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懂得犯罪的恥辱；相反，如果用德來治理，用禮來約束百姓，則會使百姓懂得做壞事可恥，並且知道自覺地去糾正錯誤。

　　在此，筆者無意為「禮治」和「法治」作優劣高下比較，社會發展像河水的奔流，順其勢可利導，逆其勢而難為。當今世界崇尚法治，我們正好在「法治」的基礎上大力宣揚和推行禮教，以彌補法治之不足。由幼稚園以至大學，均着重施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教育，自然為社會培育出「知禮守法」的公民，而此，正是社會長治久安、行穩致遠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