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個九月香港頗不平靜。大學開學伊始，「港獨」話題突然被引爆。幾間大學同時間在「民主牆」上張貼「港獨」口號，中文大學更是將「港獨」橫額掛在文化廣場上。與此同時，教育大學牆上出現辱罵教育局副局長的冷血標語，中大前學生會會長狂躁地指着內地同學罵「支那人」。一時間，香港各高校劍拔弩張，氣氛凝重。

　　月中，十家大學聯署發聲明，不支持「港獨」。同時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代表校董會執委會發聲明，要求中大學生會移除該會管理的文化廣場內「港獨」橫額，否則校方將出手移除。而與此同時，香港各高校高分貝的「港獨」聲音突然集體偃旗息鼓。來得快、消失得也快，也突然！

　　彭定康的「離間計」

　　這些戲劇性的轉變源自於一個人的登場，那就是彭定康的訪港。彭定康幾乎每次來港都非常「巧合」地有事發生。今次也不例外。翻看各大傳媒的報道，幾乎沒有媒體相信他來港目的單純是「為新書作宣傳」。

　　作為資深政客的彭定康，深知中央的紅線不可觸碰。依中國對國家主權寸土不讓的強硬風格，反對派一旦硬要觸碰，其後果會很慘。而青年學生易於衝動，一旦行動失控，惹起當局的強烈反彈或高壓，將直接影響其長期經營的「目標」，打亂他的計劃，為在港「靜靜」地進行的「顏色革命」增添障礙。因此他即刻調整策略，喝停高校「港獨」的喧囂。彭定康稱，自己反對「港獨」主張，認為這並不可行。他「反對」的理由是會削弱對民主的支持——這是其反「港獨」的醉翁之意。

　　那麼，彭定康念茲在茲在香港實現其理想中的「民主」究竟是什麼？我們可以回顧一下香港回歸的那段歷史。

　　早在一九八二年中英就香港問題談判時，英國就提出「主權換治權」的主張，結果遭到鄧小平的公開批評。鄧小平明確提出，「英國想用主權來換治權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權問題上糾纏。」而當「主權換治權」企圖無法實現時，英方又試圖退而求其次，謀求某種形式的「中英共管」，這也被鄧小平嚴詞拒絕。但是，英國政府在外交談判公開層面實現不了的，彭定康試圖以「民主」的手段通過對管治權之爭來實現。他提出並實施「三違反」的政改方案，其目的就是為了讓在港的代理華人或親英政治人物通過選舉掌控香港政權，在回歸之後延續英國對港的治權。

　　這些年，彭定康「每逢大事」來香港，做的也就是這件事，即鼓動港人「爭取民主」，試圖通過「民主」普選的美麗外衣，爭奪管治權，實現和平演變的目標。「佔中」前夕，他來港出席活動；去年十一月，他來港時又「湊巧」地碰上立法會的「宣誓風波」。雖然他批評「港獨」不現實、不智和不可行，但同時卻大讚非法「佔中」行動是「爭取民主建立道德高地」。那時候，他已經感覺到「港獨」這議題一定會觸動到中國政府的神經，甚至啟動嚴厲機制，影響到他的「民主」普選部署。

　　堅定支持律政司決定

　　此次亦然。羅黃周被判入獄，是「佔中」後香港依法治港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反「國教」運動、「佔中」、「旺角暴亂」以及之後相當一段時間，司法沒有動作，令不少年輕人認為，警員不敢抓人；即便抓人也會馬上放人，不會上訴；即便上訴也不會判刑，不會影響事業前途。但此次判決表明，無論任何人，違法就需要付出代價，任何暴力違法的行為在法治社會都不再是零成本，不會被容忍。這種通過法治來處置街頭對抗、暴力示威的做法戳到了英美敵對勢力的痛處，是對敵對勢力的一個極大打擊，對其無異於釜底抽薪，讓他們感到了威脅。

　　「宣傳新書」的彭定康，在多個演講場合點名批評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稱其覆核刑期是「政治決定」，但同時肯定律政司其他公務員，其話外之音非常清晰，就是要求司法人員不得跟隨袁國強，與袁國強劃清界限。最終一如彭定康所願，暴力衝擊港大校委會的馮敬恩、李峰琦二十一日獲得輕判。

　　彭定康反「港獨」是假，借「民主」包裝奪取管治權才是真實目的。敵對勢力從未曾放棄過對管治權爭奪的努力。如果回歸二十年、「佔中」多年後，我們還看不清這「民主」背後的企圖，看不清敵對勢力與我們是你死我活的管治權之爭，人家是來革我們的命，而我方還是敵我不分地與虎謀皮，那麼這些年教訓的代價真的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