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舉落幕後，葉劉淑儀的新聞主任在英文網上媒體撰文，批評中聯辦「操控」選舉，並援引《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認為是違憲之舉，還就這點作結論說「令港人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儘管此人自稱撰文是表達個人意見，不代表新民黨，但文章的效應不脛而走，連該黨特首參選人葉劉淑儀也被追問「操控」論有無證據。

　　葉劉推說事前並不知曉，彭的文章只屬個人意見，與競選辦無關。文中所指就她個人來說並無實據，否則她便不會參選。從葉劉對媒界的回應可見，她不敢認同彭仕敦的說法，而彭自己也因葉劉為其撰文所受到的尷尬影響而抱歉。

　　類似事件，自九七主權回歸後時有所聞，而一旦被問到有何真憑實據時，卻都交了白卷。為什麼像當事人那樣資歷的人，沒有證據卻又寧願相信「傳說」？不要忘記，此人還出任過港英政府的新聞公關主任，要不是他浪得虛名，便是他還沒搞清楚中聯辦的憲制地位。

　　中聯辦的憲制地位

　　中聯辦的憲制地位是什麼？首先要指出，「中聯辦」是中央駐港聯絡辦事處，主要工作就是代表中央在特區展開聯絡等事務。中聯辦設有各個部門，包括法律、教育、經濟、政治、安全、社會等領域的事務，每個部都有其部長及工作團隊。代表中央在特區展開聯絡各界的機關，可見無可能沒有其法定地位，而且這個法定地位還不是低層次的法定組織。

　　為了要遵守「一國兩制」的憲制原則，凡中央在港設立的機關，都具有「一國」的憲制地位。因此，中聯辦作為一個國家的機關，便負責「一國兩制」的聯絡工作，其職責是在內地和特區之間的制度運作上做好聯絡工作。在聯絡工作的過程中往往會碰到兩地利益矛盾的問題，可能發生在各個領域，表面看來，很多領域的問題原本屬兩地各自內部地方政府管轄的事務，與國家無涉，也即無需中央政府過問。

　　像教育事務，《基本法》也寫明原有教育制度與管理在九七後維持不變，即由「港人治港」的原則去處理。可是特區的學校出現了分裂國家主權的「港獨」組織與活動後，便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這一來，便有職責去向教育界作出深入了解問題的聯絡工作。對國家主權大是大非的問題，中央無可能聽之任之，中聯辦的聯絡工作也不可能沒有是非立場。向社會表明中央對「港獨」的立場是「零忍受」，往往就在這一關節上，相關部門教界表明中央的立場，不希望看到教育被政治組織介入的老師、學生與家長，都會認同中央的關注，甚至想法應對。

　　反之，反對派就會把中央的關注大肆炒作，指中聯辦代表中央干預特區教育的自治權雲雲。中聯辦的聯絡職責，如果從頭到尾，都自律在對分裂國家主權的問題進行了解，向中央上報，中央覺得有必要採取行動時，也會針對問題援用《基本法》作出釋法，並將釋法條文作出具有法律規範的指示。這是中央的憲制權力，也只是針對「港獨」問題而已。

　　聯絡工作與主權相關

　　特區各個事務的領域，都有可能與國家利益出現矛盾，甚至演變成矛盾對立而失控為衝突。儘管《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有說到在「一國兩制」下，中央不干預特區的事務。但在許多重大的事務領域，往往會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分內的事，正如《基本法》第十九條所寫明的，特區無權處理，除非得到中央特別授權，特區法庭才能處理，即使如此，終審權仍會受到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限制。第二十二條，第十九條，與第二十三條都列在國家與特區關係的同一章內，也即為中央與地方關係作出定位，這一章都在表明主權在國家，不在特區。

　　既然國家主權會涉及特區許多重大領域的事，中聯辦的聯絡工作也因此與國家主權的事息息相關。像立法會出現「港獨」議員，立法會的事原本就是特區事務，但議員宣誓時不但跳出了立法會的法律框架，還侮辱民族冒犯國家主權，事情發展到這地步，中聯辦能不關注立法會，不關注立法會選舉嗎？

　　同樣，特首代表中央來管治特區，中聯辦能不關注選舉嗎？在關注的工作中，對各個功能團體的人事接觸所難免，對候選人有無「港獨」傾向，是否中央信任的人等問題，中聯辦在聯絡過程中，都是無可迴避的。但聯絡與被聯絡之間，表達看法是一回事，「操控」或「干預」又是另一回事，就以立法會的選民與選委會的選委投票制度來論，中聯辦能管得住選民與選委嗎？既然無法控制選舉如何投票，指中聯辦的聯絡工作是操控或干預，既不合法理，也不合人之常情。

　　原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