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人民幣國際化除了重塑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可推動全球金融治理走向更加公平與可持續的未來。

　　站在新一輪全球貨幣秩序重構的起點，人民幣正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通過繼續深化金融改革開放，不斷拓展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筆者認為人民幣有望在構建多元、平衡的國際貨幣新秩序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雖然長期以來，美元憑藉其深厚的金融市場一次次化解危機，但國際貨幣體系正加速重構，美元霸權的根基已然動搖。當前，美國通過金融市場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意願與能力均顯著滑坡。例如將關稅武器化，破壞了基於規則的全球貿易體系；將金融制裁武器化，嚴重侵蝕了美元作為中立、安全資產的聲譽；特朗普頻繁向美聯儲施壓，引發市場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擔憂；持續高企的貿易與財政「雙赤字」，正不斷削弱其主權信用。更有甚者，諸如匯率干預與債務展期等潛在政策選項一旦實施，將從根本上動搖美元的信用基石。

　　美元信用出現鬆動

　　危中有機，美元信用的鬆動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回顧美元的崛起之路，其經驗可為我們提供兩大重要啟示：

　　首先，成為國際貨幣的關鍵在於構建強大的金融市場「功能之錨」。在構建強大的金融市場方面，中國具有兩大優勢。首先，龐大的經濟體量是關鍵基石。它不僅為本幣在跨境貿易中的計價結算創造了天然需求，更能支持一個廣闊深厚的資產池，為全球資本提供豐富的投資標的，中國經濟韌性也為貨幣價值提供了穩定保障。其次，完整的財政主權是另一項核心優勢。中國有能力建設一個統一、深厚的國家主權債券市場，為全球提供充足的優質安全資產──這正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巨大潛力所在，也恰是歐盟因財政主權分散而難以逾越的結構性障礙。

　　人民幣金融市場的建設歷程中挑戰與成就並存。從2009年跨境貿易結算試點開啟離岸市場建設，到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上線完善在岸支付體系，人民幣的「交易結算」功能基礎設施已經基本建成，但其全球市場份額與網絡效應，較之成熟的美元體系（CHIPS）仍有不小差別。同樣，以「滬深港通」和「債券通」為代表的互聯互通機制，雖為全球投資者打開了配置在岸資產的窗口，強化了人民幣的「價值貯藏」功能，但這種「管道式」開放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岸市場的制度性不足，例如與國際接軌的法律會計體系，尤其是能讓投資者有效管理風險的金融衍生品市場，其深度與廣度仍有提升空間。

　　其次，國際貨幣地位的提升往往是主動戰略規劃與關鍵機遇把握的結合。縱觀歷史，美元主導地位的形成並非自然演進，而是美國主動戰略規劃與精準把握關鍵機遇的結果。從20世紀初設立美聯儲、抓住一戰窗口主導全球貿易融資，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構建「石油美元」循環，再到2008年金融危機後通過扮演「全球最後貸款人」、「最終做市商」角色，鞏固其在全球金融體系的中心地位，美國多次抓住甚至主動創造了強化美元地位的契機。

　　當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正面臨雙重戰略機遇期：一方面，全球貨幣體系重構背景下美元主導地位鬆動，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AI）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為中國金融體系注入強勁動能。

　　完善離岸金融體系

　　從外部環境看，當前美元的「法理之錨」和「功能之錨」均出現裂痕，這給了人民幣彌補美元體系的不足，實現國際地位的躍遷創造了重要戰略機遇。通過繼續深化金融改革開放，不斷拓展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人民幣有望在構建多元、平衡的國際貨幣新秩序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一是，將人民幣國際化融入貿易和金融規則的改革和制定中，增強「法理之錨」：在美元武器化的背景下，積極探索將人民幣的使用嵌入高標準經貿規則和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進程中，為人民幣的國際使用提供更具確定性的法理框架。例如深化與「一帶一路」倡議及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成員國的經貿合作，在與周邊國家的自貿和投資協定中推動人民幣在雙邊和多邊貿易和投資的計價、清算，並就爭端處理、司法銜接、財政平衡、價值穩定等問題與協議簽訂各方共同商議條款，從制度設計中保障人民幣在國際使用中的客觀獨立性，推動構建一個以中國為樞紐、深度融入區域並輻射全球的經貿體系。

　　二是，提升人民幣資產吸引力與供給，完善離岸金融體系，強化「功能之錨」：人民幣的「功能之錨」需要一個回報穩定、流動性充裕、保值避險工具完善的人民幣全球資產池。這要求國內經濟實現以內需驅動的、更具韌性的穩定增長，為人民幣資產提供可預期的回報，部分對沖美元資產的不確定性。同時，需擴大高質量開放，增加人民幣資產的供給，充實人民幣在海外的流動性。這既包括擴大現有的互聯互通機制，也可利用中國作為主要能源和大宗商品的消費國地位，以及人民幣作為低息貨幣的融資優勢，推動更多海外資產以人民幣定價。積極發展人民幣計價基準（如「上海金」、「上海油」），尤其是提升人民幣在原油、鐵礦石、有色金屬，以及鋰、鈷等新能源戰略性礦產資源領域的定價權。此外，探索將跨境人民幣信用、直投等資產證券化，豐富人民幣資產的供給渠道。

　　三是，在中國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的背景下，統籌在岸和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對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而言至關重要。完善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增強人民幣在海外的計價、結算和投融資功能。可借鑒離岸美元市場的經驗，依託香港成熟的金融市場、法治環境和國際化的參與者結構，將其打造為全球領先的人民幣離岸投融資、結算定價和風險管理中心。探索在香港試點數字化的人民幣離岸結算系統，降低人民幣的交易成本。豐富貿易融資、匯率套期保值、商業保險等金融工具，試點人民幣穩定幣對接包括數字資產和實體資產在內的離岸金融資產等。讓人民幣更「可得」，更可「交易和投資」。隨着離岸人民幣規模的擴大，對人民幣匯率彈性的要求也將提高，因此考慮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適當增強人民幣雙向波動彈性，以適應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層次需求。

　　科技創新增投資者信心

　　除了美元主導地位鬆動帶來的外部機遇，AI科技革命正為中國金融體系注入新的內生動力，為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戰略支點。2025年DeepSeek的問世，標誌着中國在AI大模型領域實現關鍵突破。這不僅改寫了科技敘事，提升了中國科技股的投資價值，還有望增強國際投資者對中國資產的信心，有利於推動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結合政策的支持，中國在AI領域的科技創新有望與金融市場相互賦能，為人民幣打造一個更加堅固的「功能之錨」。

　　為把握這一歷史性機遇，促進科技創新與資本市場良性互動，建議從三方面協同發力：1）培育「耐心資本」生態，通過拉長考核周期、放寬投資限制等制度創新吸引養老金、保險等長期資金入市，以政府擔保撬動社會資本；2）構建多元化退出通道，在支持硬科技企業上市同時拓寬各類創新企業IPO路徑，優化審核效率並發展S基金等二級市場退出機制；3）強化投資者保護與市場活力建設，通過嚴打欺詐行為和完善監管體系，促進一、二級市場有機聯動，形成「募投管退」的良性循環。這三方面措施將系統性解決創新企業「融資難」與資本「退出難」問題，最終實現科技、金融與貨幣的良性循環。

　　綜上所述，世界貨幣格局正處於百年未有之變局。美元信用的鬆動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寶貴的戰略窗口，美元國際化的歷程也為我們提供了有價值的歷史鏡鑒。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在於構築兩大支柱：通過穩固主權信用、完善制度建設加固「法理之錨」；通過深化金融改革、擴大對外開放鑄就「功能之錨」。當這兩大支柱足夠強大時，人民幣國際化不僅將重塑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可能為世界提供一種新的選擇，推動全球金融治理走向更加公平與可持續的未來。

　　（作者為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