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滴滴上市失敗成為焦點之後，聯想如今又站在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如何看待聯想，如何看待一個時代的企業和企業家，或許也應該給出一個「歷史決議」。可以說，聯想的困境，是一代中國企業的困境；柳傳志的困境，也是一代中國企業家的困境。把一個「摸着石頭過河」時代發展起來的企業，拿到現在的標準裏衡量和審判，一定是充斥着「原罪」。

　　我們該如何對一個時代興師問罪？尤其是對於一個轉型國家，法治化仍然在進行時的轉軌社會，對於那些在邊緣和灰色地帶獲取「改革紅利」的企業和企業家來說，我們該如何定義這些特殊階段的行為。如果我們對那個時代清算，誰該為當初的設計和承諾負責？如果我們與那個時代和解，那麼又該如何對這一個時代交代？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違法違紀的行為，在時代遮掩的原罪裏「法不責眾」。即使沒有違法違紀，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型企業，一個富貴顯赫的家族，應該對自己有更高的標準。企業家必須認識到，當一個企業大到一定程度，當一個家族的財富只是一種紙面數字的時候，就需要關心更多人的命運，就需要擔當起一定的社會責任。

　　因為，在現代社會裏，財富和貨幣的本質並不是獨自的佔有，而是一種與其他人的關係鏈接。這個關係，首先體現在排他性，對於私人財富來說，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的佔有，就意味着別人排斥在外。在蛋糕很難持續做大的情況下，世界的資源就這麼多，如果某一部分人佔有太多，其他人分配的太少，怎麼可能會天下太平？

　　其次，財富意味着一種潛在的交易關係。現代財富往往以貨幣和金融資產的形式存在，但貨幣和金融資產作為一種數字和契約，不能吃不能喝，並不能帶來真正的效用。財富和貨幣要轉化為真正的效用，必須要與他人的勞動價值進行交換（購買商品和服務）。這意味着，巨額的財富，就是一種強大的潛在對他人勞動價值的佔有權力，這是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的基本遊戲規則。

　　因此，大企業、大家族對社會和他人的關心，其實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生態思維。企業越大，家族財富越多，對外部環境的影響就越大，同時對外部環境的依賴也就越大。試想一下，如果整個社會因為貧富分化過大而充滿鬥爭和衝突，企業如何安身，家族再多的財富又如何與他人進行價值交換？

　　大企業的社會責任

　　聯想的困境在於，如果將其視為一個時代的原罪，我們該以什麼樣的方式去做出判決？

　　為什麼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企業，一個在那個時代積極引進外資，積極用好國外資源的企業，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走出去，走國際化道路的企業，在這個時代搖身一變為帝國主義的買辦，國有資產流失的罪人？

　　而聯想似乎也活在過去那個時代，那個爭當先富、搶抓耗子、在摸着石頭過河中「渾水摸魚」的前現代蒙昧狀態的小企業。或者說，聯想雖然藉着時代的東風，做到了世界翹楚，但它的心智、氣度、格局，是否有着相應的提升。拿着上億年薪的管理層，是否關心過中國那月收入不到1000元的六億人？

　　造福一方、利他主義的「鄉紳文化」當然已經作為農業文明的古董埋在了故紙堆，但改革年代因為效率犧牲的社會生態如何修補？

　　尤其是「一切向錢看」，權利崇拜，急功近利等帶來的精神傷害和戾氣累積該如何治愈。否則對一個國際化大企業的審判，竟然由另一個時代的「跳樑小丑」來完成，而不是正式的國家公器？

　　而且面對質疑和責難，幾乎一直處於一種近乎失語，甚至要名譽保衛戰的狀態。若無虧心事，何以至此？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誰來作為審判企業是否違規違紀的主角？

　　新時代的帷幕已經拉開，共同富裕的話語已經深入人心。時代變了，社會演化的客觀規律，並非以個人意志為轉移。農業文明的鄉紳文化已經作古，商業文明的慈善和公益事業應該如何建立？如果說小企業、小商人，以及大部分普通人可以精緻利己主義，但是像聯想這樣的大企業，就不能對社會的訴求無動於衷。除了就業和稅收之外，還可以在三次分配上做出一番努力。更何況，它讓人質疑的財務結構，過高的負債率，是否隱含着潛在的社會風險，也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還是那句話，量變帶來質變，當一個企業大到一定程度，它就具有社會企業的性質。

　　這就是聯想的困境，柳傳志家族的困境，也是中國一代企業、企業家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