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今年前三季度，中國融資結構中，直接融資佔21%，間接融資佔79%\資料圖片

　　10月24日，馬雲以聯合國數字合作高級別小組聯合主席的身份在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針對中國金融創新與監管、金融風險管理體系等發表了觀點。相關議題涉及到了中國金融機構的風險體系構建、相關體系如何有效支持創新等核心問題。

　　一、如何理解中國的金融機構和金融生態

　　近4000家銀行機構／30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總資產，中國以商業銀行為主的金融生態已然形成。銀保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6月底，中國共有4597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其中，國有大型商業銀行6家、股份制商業銀行12家、農商行1423家、城商行134家、村鎮銀行1622家、農信社782家、企業集團財務公司254家、金融租賃公司70家、信託公司68家、農村資金互助社45家、外資法人銀行41家、農村合作銀行30家、汽車金融公司25家、消費金融公司24家。截至2019年末，金融業機構總資產為318.69萬億元，其中銀行業機構總資產為290萬億元，佔金融機構總資產的91%。

　　中國已形成了「國有大行─區域中小行─非銀金融機構」的分層體系：國有大行全國展業，提供綜合化產品；區域銀行要求定位於扶持本地經濟，以信貸為主的資產和線下資金歸結到本地。金融租賃／消費金融／信託機構等針對特定客群（如供應鏈企業客戶／長尾零售客戶）和產品（非標通道／非標轉標），延伸傳統商業銀行業務鏈，以證券／公募基金為主的非銀機構通過交易投資／資本中介／資產管理等多元形式參與直接融資。

　　二、如何理解金融去槓桿以來監管的成效

　　2017年金融供給側改革後，金融生態分層加劇。這一過程中，既有部分金融機構因大股東或管理層控制出現風險，也有一批金融機構憑藉本地經濟的韌性、股東變更帶來的治理改善機會逐步走出泥潭。為化解系統性風險，近期區域銀行兼併收購增加，這是相關改革進一步深化的跡象。整體看，金融供給側改革降低了系統性風險，優化了金融機構，成效顯著。2017年至今，金融供給側改革處置了過去一批同業投資無序發展、存在顯著治理問題的金融機構，根據影響的涉及面，本次行政手段和市場化手段結合。按照央行表述，本輪機構風險處置後，市場主體風險意識增強，市場風險定價機制強化，約束了機構過度擴張的衝動。

　　一方面，壞的金融機構有效出清，如部分民營金融集團走向瓦解；另一方面，好的市場孕育新生，如科創板的推出。科創板的推出通過一二級市場共振實現科技企業與資本市場互動的良性循環，這體現在「企業規模成長─資本通過IPO出售股權獲利─企業依靠利潤內生成長─市值持續提升」，該模式完善了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

　　三、四類風險文化比較：本質是融資需求與產品的匹配

　　不同於歐日國家因為缺乏有效需求，長期利率水平維持低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核心在於產業和融資結構調整。中國經濟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正在加強，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投資雙驅動。經濟結構轉型需要與之相匹配的融資結構。2020年前三季度，中國融資結構中，直接融資佔21%，間接融資佔79%。

　　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也是融資體系調整的過程，這需要建立相匹配的風險文化。當前中國金融體系形成了土地／房地產抵押品、剛兌預期、數據風控、股權容錯的四類風險文化：傳統商業銀行表內70%以上貸款以土地等為抵押物，迎合了成熟企業，但難以匹配成長性企業需求；部分表內外非標業務以政府隱形剛兌作為信仰，但適應不了城投企業向產業轉型的趨勢；大數據積累已幫助螞蟻集團實現了近2萬億元消費信貸規模，但脫離不了自身生態場景；註冊制改革提升了成長性企業的證券化機會，但這需要期限較長、打破剛兌、希望承擔風險獲取系統回報的資金來匹配。

　　我們具體以承載相關風險體系的金融產品和機構進行說明：

　　傳統商行：統計數據顯示，六大行2019年貸款結構中，信用貸款、抵（質）押貸款以及保證貸款的佔比分別為30.52%、56.53%、12.95%，以抵押貸款、質押貸款和保證貸款三項合計佔比69.48%，基本上接近貸款的70%。

　　非標融資：過去非標投資底層資產主要是有剛兌預期的中小地產、地方融資平台的債權類資產，疊加金融機構（既包括商業銀行，也包括信託、基金等非銀資管機構）的信用加持，過去該類資產一般被認為是剛性兌付，無需或只象徵性計提撥備。但隨着地方城投非標、房地產等持續打破剛兌，同時部分「系族」類金融機構出現風險事件乃至被處置，這類風險文化體系應被重置。

　　金融供給側改革以來，同業資產分層理念正被市場所接受。以金融機構為例，對於大型金融機構，由監管部門牽頭的風險處置已告一段落，後續對同業機構的關注更應自下而上，近期1000億元上下的中小銀行負面輿情（如存款擠兌等）在顯著增加。建議對機構風險的認識基於基本面和公司治理兩個維度。一方面，不同類型銀行經營的差異凸顯，基本面影響因素正顯著提升，如近一年來出現負面輿情的機構信貸質量和銀行資本充足率顯著低於同業；另一方面，公司治理層面因素仍是核心原因。近期出現負面輿情機構普遍存在民營股東佔比高，且股東存在風險隱患等問題。

　　金融科技：以螞蟻集團為例，螞蟻集團以「支付寶」作為流量入口，以「花唄（可理解為線上信用卡）、借唄（可理解為提現信用貸）」產品布局互聯網消費信貸，覆蓋銀行等金融機構尚未觸及的長尾客戶，目前約5億用戶通過公司的微貸科技平台獲得了消費信貸。截至2020年6月30日，螞蟻集團促成小微經營者信貸4217億元，促成的消費信貸餘額總計為17320億元。

　　股權投資：以互聯網、新能源、高端裝備為主的成長型企業缺乏抵押物，更適合金融機構通過股權方式參與資產投放，並通過資產管理的形式募集資金，通過承擔風險，獲得股權增值分享剩餘收益。

　　未來，商業銀行尤其是全國大行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這需要「商行＋投行」的業務模式，具體體現在：

　　第一，商行模式體現在通過信貸為主的融資方式扶持實體經濟，尤其扶助傳統行業復甦與發展。在監管要求下，商業銀行表內回歸存貸本源，信貸增長支持了實體經濟恢復。

　　第二，投行模式體現在通過投行承銷、資產管理等方式扶持實體經濟，尤其促進戰略新興產業成長。大型商業銀行要提升綜合金融服務水平，通過非銀子牌照參與優質成長企業多元融資需求。

　　未來大型銀行通過「商行＋投行」的模式服務實體經濟，同時中小銀行回歸本地，增加對地方經濟、本地小微企業和城鄉居民的服務力度。全國性大行與區域銀行相互協調，這將構建多層次銀行機構體系，有利於中國經濟結構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