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第一階段協議的達成來之不易。談判背景之宏大、雙方實力之懸殊、對手之強悍之莫測只是一方面，其間國內外輿論環境的複雜微妙同樣掣肘。過去兩年，中美關係領域充斥了各種悲觀宿命論調：什麼修昔底德陷阱，老大和老二的博弈，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衝突，進而終將攤牌、必有一戰等。筆者無法就如此宏大命題形成的如此重大結論判斷真偽，但非常確認，各方如此統一認識、眾口一詞，極其有害。將談判對手視為敵人，不僅可能導致負面預期自我實現，而且會逼仄政治迴旋餘地，限制操作層面的談判空間。這樣條件下推進達成協議，需要政治決斷。

　　一、回歸談判內在交易屬性

　　套用所謂「38線」模式，中美經貿談判也有終極理想場景，即，雙方各自退到2018年3月貿易戰之前的起點。這應包括以下要件：美方必須取消全部加徵關稅，取消全部在產業領域制裁措施；中方則需要取消全部報復性關稅，取消全部在產業領域的反制裁措施，最後也是最為關鍵的，中方不能被美方強制做被動採購。

　　以上理想場景難以通過一或兩個階段協議實現，這是中美雙方目前各自實力所決定的。階段性談判的結果只能是以部分採購，換取美國部分加徵關稅的取消。協議即交易，該交易不涉及意識形態，無關乎地緣政治輸贏，不改變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和對外貿易總體格局。

　　從經濟角度靜態分析，中國每年所需進口是內生變量，中國不可能進口自身不需要的商品。增加對美國採購的本質是貿易轉移（Trade Diversion Effect），即將部分從其他國家進口替代為從美國的進口。這不會衝擊中國經常項目平衡，對國內經濟增長和結構不會有值得關注的影響。

　　具體落實訂單所面臨的難處顯而易見。對美採購的不是中國財政部，而是微觀市場主體。大規模採購涉及美方供給能力、合同簽署及履行、價格、檢驗檢疫等諸多問題，需要在WTO規則和市場化原則下操作。

　　動態來看，中美協議的多邊影響基本可控。隨着國內經濟持續增長，進口規模持續擴大，貿易轉移效應對其他經濟體的負面影響能夠被抵銷。

　　至於經貿談判中其他結構性改革的內容，恐怕雙方都有一個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國過往幾十年的成功，是市場化的成功，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勝利。美方一些人若老成謀國、足夠陰險，應該慫慂而不是遏制中國國有部門進一步膨脹；鼓勵而不是排斥中國在前景不明的技術領域通過補貼等產業政策開展新的冒險。換句話說，結構性改革本質上是中方之所願；美方在談判中可能以此為籌碼，未必真正以此為目標。

　　在即將開始的第二階段談判中，只要繼續拋開意識形態成見，在結構性改革問題上持開放態度，通過以擴大進口為主的增量政策部分縮減貿易不平衡，談判仍有推進空間。

　　二、美態度強硬的財政動機

　　取消全部加徵關稅仍將會是中方第二階段的談判目標。令人不解的是特朗普總統的態度。減免關稅有利於美國經濟，有利於美國普通消費者，將為大選之年的美國經濟注入新動力──特朗普應樂於此類操作才對，為何在談判中不願順水推舟，做出讓步？加徵關稅究竟對美國經濟帶來怎樣影響非常複雜。從財政角度觀察問題，或許有新結論。

　　大規模減稅政策之後，聯邦財政必須找到新的收入來源，以避免赤字過快上漲。在直接稅為主的美國財政體系下，提高關稅這一外部間接稅稅率，無疑是政策優選。

　　（一）關稅收入大幅增加

　　2017年之前數年，美國年關稅收入變動不大，穩定在350億美元上下的水平。而大規模對華加徵關稅的2018年，關稅收入上升到497億美元；對華加徵關稅落地不到半年，關稅就比2017年多收145億美元。2019年關稅收入預計約750億美元，比2017年多收近400億美元。被美國加徵關稅的經濟體不止中國，但中國無疑是主要的關稅收入來源，該結論可以從配圖中月度關稅收入數據變動趨勢中得到確認。

　　（二）稅率上升是關稅增加的主因

　　近年來，美國年貨物貿易進口金額變動不大，關稅收入的增加，主要是關稅稅率不斷提高結果。用關稅收入除以經常項目進口金額簡單測算，2017年，美國進口關稅水平為1.21%。2018年上升到1.59%，今年預計上升到2.40%。此外，關稅變動對同期美國進口影響十分有限，對逆差的影響也非常有限。這一點再次證明，加徵關稅無助於中美雙邊貿易不平衡的改善。

　　（三）關稅增對聯邦財政貢獻巨大

　　特朗普總統就任即推出大規模減稅計劃。近兩年，大規模減稅並未導致聯邦財政減收。相比2017年，2018、2019年兩個自然年度，預計美國聯邦財政收入增收約1300億美元。財政增收背後的原因固然複雜，如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稅基擴大等，但關稅的貢獻不容小覷。大體測算，2018、2019年兩個自然年合計，預計關稅收入增加約545億美元，約佔聯邦財政增收的40%。考慮到美國關稅收入通常僅佔聯邦財政收入的約1%，40%這一貢獻佔比，無疑相當可觀。

　　以上不被關注的事實，對中方理解特朗普總統拒絕取消加徵關稅，非常重要。將中美鬥爭宏大敘事，降維至財稅這類瑣碎的罎罎罐罐，或許為戰略家不齒，但邏輯自洽。試想：聯邦財政因關稅增收而改善，加徵關稅部分被人民幣貶值等沖銷，美國經濟增長強勁、主要經濟指標基本在合意區間運行，如此場景下，特朗普先生怎會在關稅問題上大幅讓步呢？

　　三、結論

　　宏大敘事、先入為主、人人喊打，無助於解決中美矛盾。既然達成協議，對手就不是敵人。談判需要現實主義態度。實力達不到的，談判桌上也拿不到。每年數百億美元新增關稅收入是到嘴的肥肉，想對方一口吐出來，不容易。要求對方取消關稅，就要讓對方意識到關稅收入不是中方白送的大禮包，意識到關稅是美國經濟美國人民在大選之年不能承受之重。為此，一切旨在壓低到岸價的政策，都不應是選項。

　　凱撒的歸凱撒，商業的歸商業。將增加採購和降低關稅理解為一組對價關係，第二輪談判一定會有新的進展。主動進口可以成為平衡中美關係的砝碼、避免脫鈎的紐帶─至少現階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