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當然沒有農民工，因為該國早就是一個工業化國家了，其人口中農民佔比少得可憐，而且這少數的農民還是富裕階層，絕對不會撇下富裕的鄉村生活來城市裏打工的。筆者這裏說的「農民工」意指那些就業於德國、來自於東歐國家的廉價勞動力。這種情況在筆者留學的那個時代不太普遍，近年來歐盟內部的勞動力市場逐漸融為一體，而德國的經濟在歐盟內部一枝獨秀，吸引了大量的東歐勞動力西遷。

　　筆者近期去慕尼黑旅遊發現不少朋友都當上了老闆，無論是開餃子連鎖店的，還是經營酒店的。他們告訴筆者，店裏面的主要勞動力來自於東歐。這些東歐勞工既不會德語，也不會英語，所以只能從事很簡單的體力勞動。筆者問他們的工資水平如何，朋友回答「很便宜，就是在德國的最低工資水平線上。」比如在後廚幫忙的，一個月大約可以拿到1500歐元左右，但這個工資相較於他們的家鄉，已經高了不少。因此，他們非常樂於來德國就業。個中邏輯，和中國的「農民工」差不多。

　　但有趣的是：在同一個餐館，後廚幫工和前台跑堂的工資差異相當大。因為前台跑堂需要流利的德語，老闆往往僱傭當地的德國人，除了基本工資，在德國還流行小費，一個月加起來基本上是後廚的兩倍左右。這個差異之大，有點兒讓筆者憤憤不平。因為在中國的飯店內，跑堂並不是一個什麼高技術工種，前面端盤子和後面洗盤子的工資水平應該沒有那麼大。而在德國，僅僅因為語言問題就使得兩個工種出現了巨大的工資差異。這或許就是中國和歐洲的文化因素使然。

　　中國擁有56個不同的民族，雖然大家語言不同，習俗各異，但都是華夏子孫，可以在一個國家政治體制下生活。但在歐洲，雖然大家都源於相同的文明，比如古希臘和古羅馬，但卻因為語言和習俗不一樣，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好幾十個國家，習俗之間的差異被放大了。體現在語言上，以前中世紀還有上流社會要學習統一的拉丁語的傳統，近現代以來都各講各的地方語言。所以，保加利亞的勞工去德國打工，就會遇到相當大的障礙。這不是歐盟法律可以完全解決的問題。

　　中國市場潛力巨大

　　相對應的，中國的大城市內也有很多的外地勞工，比如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大量的低端就業崗位是依賴於外地勞工的。但由於中國是統一的國家，外地勞工也許不會講上海話，但卻用普通話作為交流工具，所以儘管仍然存在着許多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但這樣的問題並非因為文化差異所導致。甚至於有人開玩笑，像筆者所在的大學校園內，受歧視的不是操着普通話的外地人，而是只會講上海話的本地人。我們的勞動力市場，如果從十四億人的範圍看，其整合程度遠好於歐盟的五億人。

　　這個統一市場的優勢，不僅體現在勞動力上面，當然也體現在消費市場方面。這幾年，有超級大國想壓制中國的發展，剛好是在中國成長的關鍵階段，人均生產總值還不到發達國家的門檻。但是與其他的後發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市場潛力是最大的。規模優勢將會部分抵銷掉我們人均的不足，尤其是在科技創新和大國重器方面，人均並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規模。所以，如果說要在全世界推廣中國模式，講好中國故事的話，老祖宗留下來的「大一統」或許是中國能夠貢獻給世界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