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一直是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一環。在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也有過國有企業整體資不抵債的艱難日子。但是通過抓大放小，退出競爭性市場領域，當下的國有企業整體盈利狀況很好。以國有四大行為例，在資本市場上的表現可圈可點。比如工商銀行，2006年上市以後，累計分紅派息6565億元（人民幣，下同），是當初IPO募集資金466億元的14倍，而其股價復權後也已經超過了2007年大盤6124的最高點。可以說，無論從何種角度看，國企確實已經做大做強了。

　　那麼，這個過去的成績單是不是能夠在未來繼續呢？尤其是：在貿易戰陰影下，外部環境發生急劇變化，突出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的策略是否有助於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呢？說句實在話，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經濟分析人士，都不會天真地認為特朗普總統的關稅政策，是為了讓美國工人收回製造絨毛玩具的工作機會。他們更在意的是，中國在產業升級中運用國家力量尤其是運用國有企業，去獲得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優勢。因為經濟發展並不是簡單的生產要素的數量積累，還涉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很多時候產業結構的調整有資本和規模的門檻。這時候，國家力量或者說國有企業能夠有相對的優勢。

　　我們能否在中美貿戰的新形勢下，一成不變地沿用過去的成功經驗呢？這就需要從結構轉型升級出發，重新審視國有企業做大做強的策略。比如說：過去我們的能源結構中煤炭石化佔重要地位，那麼在煤炭石化這個有關國計民生的行業內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似乎是當仁不讓的選擇。但經濟轉型升級要求我們在能源結構上也有重大的調整，加大綠色能源、新能源，減少煤炭石化等傳統能源的使用量，這就是一個結構性的調整。這種調整和過去不同的是：不少新能源和綠色能源還處在研發起步階段，實際上很少有人能夠穿越未來，知道二十年後究竟是哪一種能源成為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這時候，傳統的通過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來穩定宏觀經濟的策略，不適用於發展綠色能源的新形勢要求。我們需要更加注重資本市場在篩選技術路徑，配置社會資源上的功效，堅持十九大以來所提倡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則。

　　從「管企業」到「管資本」

　　在國有企業管理中，應該如何既能夠做大做強，又能夠適應市場機制呢？筆者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轉化管理思路，把國有企業管理轉向產業基金化。國資委通過設立若干產業基金，把現有的國有企業股權劃轉到相應的產業基金內，利用資本市場，通過各種領投、跟投策略，把國有股權和民間資本混合。利用民間資本嗅覺靈敏的特點，克服民間資本利益短視化的缺點，有進有退，逐步退出不符合國家長遠發展戰略的行業和企業，領投那些國家希望發展的產業行業，跟投那些有利於國家長遠發展戰略得以實現的企業，才能真正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也能真正實現國有企業的做大做強。

　　實際上，這樣的工作，已經在一些地方進行了較長時間的實驗。比如前幾年在重慶的發展中，地方國資打算鼓勵筆記本電腦生產商集中投資於此，就設立了一些產業基金，用國資領投，配合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手段（俗稱槓桿），也有混合了民間資本，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這類經驗的積累，值得很好的總結、鑒別，去偽存真，從理論上推導出一些基本原則，推廣到全國各地，最後上升到國家戰略。而產業基金的管理，我們已經在公募基金管理中積累了相當的經驗，也比較符合資本市場的透明化要求，適應於目前雲譎波詭的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