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2017年與民生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保和就業、文體傳媒四項合計支出佔全部財政支出比重達到35.9%

　　可以預見，在宏觀稅負總體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減間接稅、加直接稅和減企業稅、加個人稅可能是未來稅制改革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增值稅、消費稅和關稅等間接稅仍有一定的下調空間，上述稅種也都在國務院的權責範圍內，操作起來相對簡單。/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黃志龍

　　財政部部長劉昆近期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將「全面落實已出台的減稅降費政策，同時抓緊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更加明顯的降費措施，真正讓企業輕裝上陣、放手發展」。至此，進一步減稅已成為全社會共識。但減稅不是一個泛泛而談的概念，而是要做到精準發力。減稅到底該怎麼減，將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益。

　　直接稅與間接稅的三大差異

　　在討論減稅策略之前，有必要分析直接稅與間接稅的差異，因為不同稅種的減稅效果不同。從大方向來看，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未來的減稅將在這一改革方向下進行。

　　具體來看，直接稅與間接稅有以下三方面差異：

　　第一是稅負能否轉嫁的差異。顧名思義，間接稅與直接稅的區別在於稅負能否轉嫁，也就是稅收的經濟負擔最終歸誰。其中，間接稅是指納稅義務人不是稅收的實際負擔人，而是可以通過提高價格把稅收負擔轉嫁給別人的稅種。其中，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關稅等都屬於間接稅。例如對香煙銷售徵稅，香煙銷售者不是稅負承擔者，因為香煙價格提高之後，消費者會承擔大部分甚至全部稅負。同樣，各行各業的增值稅、消費稅、關稅，銷售者最終都會把稅負轉嫁給消費者。

　　相反，直接稅是指直接向個人勞動、企業收入、投資所得或財產徵稅，納稅義務人就是稅收的實際負擔人，直接稅沒有稅負轉嫁的渠道，個人所得稅、房產稅、企業所得稅、遺產稅等都屬於直接稅，而社保費也相當於大類直接稅。

　　第二是直接稅對經濟周期「自動穩定器」效應更大。這種「自動穩定器」作用表現為：在經濟過熱時，隨着收入和盈利好轉，個人和企業所得稅等直接稅適用稅率會自動跳升到更高檔次，從而給經濟降溫；在經濟下行周期，收入和盈利減少趨勢下，直接稅適用稅率會下降到更低檔次，起到自行減稅效果，從而鼓勵投資和消費。相反，間接稅多數都是基於商品價格直接徵收，「順周期」特徵更加明顯。

　　第三，二者的減稅方向和效果差異較大。在中國，減間接稅有利於刺激消費，這是因為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等間接稅都是實行價外稅，因此，減間接稅相當於商品降價，消費者可以在同等收入下購買更多商品或服務，對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產生更直接的效果；相反，減直接稅特別是降低企業所得稅和社保繳費，相當於減少了企業運行成本，將更多利潤留在企業內部，這有利於刺激企業擴大投資。因此，減直接稅是降成本的重要措施。

間接稅佔比過高造成企業稅負重

　　間接稅主導的稅制結構，是中國企業部門稅費負擔過重的關鍵原因。從世界銀行發布的可比數據看，中國企業部門總稅率（佔企業利潤比重）2017年高達67.3%，既高於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企業總稅率，也高於印尼、南非、印度、俄羅斯和越南等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總稅率。

　　企業部門的高稅負，與中國的稅制結構有較大關係。當前，中國稅收收入是以間接稅為主，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三大稅種均為間接稅，2017年三者累計佔比在54.1%，這些都是企業繳納的稅種；直接稅包括所得稅和財產稅類，主要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房產稅、契稅、車船稅、車輛購置稅等，其中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累計佔比為37.6%（見配圖一），而在歐美等多數國家，直接稅佔比均在70%至90%之間。

　　與企業部門的間接稅高企相比，個人和家庭部門作為直接稅納稅的重要主體，卻存在整體稅負偏低的問題。當前，個人所得稅只是對工薪所得實行高額累進制，最高稅率達45%；個人經營所得最高稅率為35%；財產所得（利息、股息、紅利、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其他所得的稅率僅為20%；個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一年以上的，股息和紅利所得免稅；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免稅；股票轉讓的溢價所得免徵所得稅；全國範圍內房產稅政策仍未出台；遺產稅仍遙遙無期。這些狀況使得中國個人所得稅一定程度上淪為了「工薪稅」，且個人所得稅佔GDP比重也遠遠低於其他國家。

　　全面減稅面臨兩方面挑戰

　　雖然市場對於減稅寄予厚望，但是從整體看，短期內全面減稅仍然面臨兩大難題或挑戰。

　　首先是稅率變動可操作性難題。減稅不僅要考慮政策效果，還需要考慮政策可操作性。在中國現行的18種稅中，有六種稅由全國人大立法通過。例如，增值稅和所得稅由於法律地位不同，其減稅操作性難度也差異較大。

　　目前，增值稅的法律依據是2008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增值稅暫行條例》，對其實行減稅相對簡單，如今年的增值稅下調由國務院直接宣布執行，主要由財政部和國稅總局操作完成。

　　所得稅的法律依據是全國人大通過的《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因此對其減稅則較為複雜，財政部減稅草案必須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討論，再提交全國人大立法表決，然後由國務院相關部門制定實施細則。今年增值稅稅率下調和個稅改革的時間差充分反映了這一差異。

　　其次是財政剛性支出的難題。中國財政預算是「以支定收」的模式，每年預算安排兩會期間經人大審議後，本年度可更改的空間不大。一般公共預算方案既會明確當年稅收收入目標增速，也有明確的財政赤字率、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券、專項債發行規模。另外，財政支出剛性，也限制了大幅減稅的空間。特別是民生支出只增不減，如2017年與民生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保和就業、文體傳媒四項合計支出佔全部財政支出比重達到35.9%，在過去的十年內上升了12個百分點（見配圖二）。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加速到來，也限制宏觀稅負的下行空間。

　　減稅方向已可預見

　　可以預見，在宏觀稅負總體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減間接稅、加直接稅和減企業稅、加個人稅可能是未來稅制改革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增值稅、消費稅和關稅等間接稅仍有一定的下調空間，這幾大稅種也都在國務院的權責範圍內，操作起來相對簡單。

　　直接稅中的房產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等稅種將是新增或加稅的重點，這些稅種也是個人和家庭納稅的重點，但是，在家庭納稅佔比總體上升的趨勢下，不同群體也將出現有增有減的趨勢。其中，以工薪收入為主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個稅負擔可能會有所減輕，但高收入群體、投資所得、資產轉讓等個人所得稅以及境外資產納稅、房產稅甚至遺產稅等以家庭為納稅主體的直接稅可能將明顯增加。

　　企業所得稅方面，雖然中國25%的法定企業所得稅高於美國的21%，但中國對小微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等採用優惠稅率，使得實際稅率與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無幾。因此，企業所得稅更可能加大結構性減稅政策，針對小微企業、高科技等新興產業採取所得稅優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