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分析指，美國本土汽車工業的衰落激發美國政府對日本汽車產業施加更大的壓力/路透社

　　在500億美元關稅尚未完全落地之時，中美貿易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二晚間，特朗普政府發布一份針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的計劃，目標產品清單涉及服裝、電視零件和冰箱，加徵的關稅約為10%。這使得美國擬對華徵稅總額達到2500億美元，佔中國對美出口額的50%。/西南證券策略首席分析師 朱 斌

　　究竟應該如何看待美國這次加稅措施？中美貿易戰的未來走向將會如何？筆者通過觀察歷史上美國發起的兩次貿易戰，以史為鑒，來觀察貿易戰的演進脈絡將會如何。

　　高關稅導致大蕭條

　　歷史上的貿易戰之一：大蕭條時期，美國始作俑者的關稅大戰。與人們通常的印象相反，建國之後的一個多世紀裏，美國基本奉行高關稅的貿易保護措施。隨着美國本土工業逐漸成長，美國的關稅在19世紀末才有所下降，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又明顯上升，並在大蕭條以後進一步上升，引發其他國家的跟進，加重了大蕭條所帶來的經濟與貿易的衰退。1914至1922年美國平均關稅率為28.3%，已經明顯高於一戰前，而1922年國會通過的《福特尼—邁坎伯關稅法》（Fordney McCumber Tariffs Act），又使得1923至1929年平均關稅率進一步上升到了38.2%。在大蕭條發生後，1930年，美國又率先提高關稅水平。當年國會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將平均關稅率從38%進一步提升到47%，提高幅度達到23%以上。隨着美國提高關稅後，其他國家也隨即跟進提高關稅，提升幅度超過美國。

　　關稅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國際貿易的萎縮更加嚴重。大蕭條後各國工業生產、國際貿易都出現大幅度下降，工業生產下降幅度都在40%左右，而國際貿易下降幅度更甚，甚至達到了70%以上。高關稅給世界各國帶來了嚴重的衝擊，而貿易戰的始作俑者美國也開始意識到高關稅對於經濟的損害。

　　在大蕭條末期，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富蘭克林．羅斯福在競選總統時宣稱：「以高關稅為代表的對外經濟政策中的經濟民族化，是造成全世界經濟蕭條曠日持久的原因之一，只有排除這一障礙，國際貿易才能恢復，我國的經濟才能從中獲利。」羅斯福當選後，美國開始逐步擴大免稅品的範圍，到1936年，美國進口中應稅商品比重終於下降到了大蕭條之前的水平。

　　此後，美國一改過去百年貿易保護的政策慣性，逐步向自由貿易轉變。1934年6月，美國《互惠貿易協定法》生效，到1936年，美國先後與13個國家簽署了互惠貿易協定，關稅率平均降低了13%。此後，關稅率進一步下降，到1939年，美國平均關稅率降至37.3%，也降到了大蕭條之前的水平。

　　積極尋找替代市場

　　歷史上的貿易戰之二：美國對日本發動的貿易戰。隨着日本經濟在戰後的崛起，日本產品也在國際市場上與美國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並且從產業鏈由低端向高端逐步演進，在製造業的不同層級上都遭遇到了美國強有力的「狙擊」。從1960至1990這三十多年間，美國對日本分別在紡織品、鋼鐵、彩電、汽車、半導體和電信六大領域展開了貿易制裁。這其中，最為激烈的是1979至1987年美國對日本汽車發動的貿易戰。自1970年開始，日本汽車工業開始崛起，對外出口汽車數量增長迅速。1979年，日本汽車在美國銷售了近200萬輛，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已到達21%，年出口額達到240億美元，成為美國最大的汽車進口來源國。

　　在美國開始對日本就汽車出口提出貿易交涉後，日本汽車出口在1981年一度出現小幅回落，但隨後又於1985年增長至673萬輛，創造了日本汽車對美出口的歷史峰值。在日本汽車高速增長的同時，美國汽車在本土市場和國際市場被強挫，八十年代初美國汽車業有將近6萬工人失業，美國傳統製造業基地五大湖區的企業出現破產，導致了「鐵銹帶」（Rust Belt）的形成。

　　美國本土汽車工業的衰落激發美國政府對日本汽車產業施加更大的壓力。最終美日汽車貿易戰以日本汽車企業赴美設廠、主動限制對美出口、放開國內汽車產業而告一段落。

　　回顧歷史上美國發起的兩次貿易戰，我們可以從中得到兩點啟示：

　　其一，貿易戰是一場持久戰。貿易戰一旦被發動，就不會被馬上停止，其慣性往往會延續多年。只有等貿易戰的後果通過時間有足夠的發酵，使得貿易戰當事國的國內民意發生變化，導致相應的政策方向調整，貿易戰才會出現轉向。

　　其二，面對貿易戰的衝擊時，受攻擊方可以有多種方式緩釋貿易戰對本國產業的衝擊。在美日汽車貿易的衝突中，日本通過加大對於替代市場（歐洲和亞洲）的出口，以及大規模赴美設廠，鞏固並延續了日本汽車產業的競爭力，使得日本車始終在美國國內保持較高的市場佔有率。這兩點啟示，對於當今的中國，仍然具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