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勒澤畫作《三個女人在花園旁》 作者供圖

　　那天偶然打開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網站，見到首頁正在推介法國藝術家勒澤（Fernand Léger，一八八一─一九五五）的畫作。我對這位活躍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歐洲畫家的作品印象深刻，不單因為他是畢加索之外又一位立體主義的代表畫家，還因為他筆下那些以幾何形狀組成的人像、物件與風景，真像是對於機械工業時代的一場浪漫反諷。

　　勒澤是自學成才的那類藝術家。他出生在法國北部諾曼第地區的一個農民家庭，父親放牛，母親操持家務，根本不了解藝術，更不用說鼓勵勒澤創作了。等他長大後離開家鄉前往巴黎學習藝術這一路上，也頻頻遭遇不順心的事情：考不上巴黎美術學院，只得在一些藝術家門下做一名未經註冊的學生，而他的其中一位老師Jean-Léon Gérôme是一位學院派畫風的堅守者，在十九世紀末期印象派大行其道的時候，堅守古典主義與寫實主義的風格。

　　起初，勒澤也像他的老師那樣創作歷史題材的畫作，直到他遇見塞尚的畫。一九○七年的巴黎秋季沙龍，為這位新近去世的法國印象派名家舉辦了一場回顧展，正是那場展覽，將勒澤的藝術創作風格近乎全然地改變扭轉。在那之前，勒澤的作品是寫實的、具象的；見到塞尚的畫作之後，勒澤在構圖與用色上均參照借鑒印象派創作，從三維轉向二維平面的鋪陳，用色也愈發鮮艷厚重起來。

　　圓柱形和圓錐形等幾何形狀，日漸頻繁地出現在這位法國藝術家的畫作中，想來是為了應和塞尚曾經說過的那句話：「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可以用球形、圓錐和圓柱等幾何圖形來描繪。」而從一九二○年代開始，勒澤畫布上的顏色愈見鮮艷，而其中的幾何圖形也漸漸呈現出一種金屬的、冷硬的質感。例如收藏在大都會博物館中的那幅《女人與貓》。

　　《女人與貓》創作於一九二一年，從構圖上來講與畢加索那一系列女子畫作頗有幾分相似。畢加索的作品，諸如《坐在椅子上的女人》和《手持書本的女人》等，均是長方形構圖，畫中女子佔據畫布大半空間，坐着，姿勢慵懶且愜意。反觀《女人與貓》，雖說構圖相似，畫作中繾綣柔媚的味道卻少了。女子的五官和表情都被隱去，背景也相當雜亂，給人冷漠且壓迫的感覺。

　　勒澤另外的那些以女子為主角的創作，也有不少呈現出這種清冷的意味。例如一九二二年的《三個女人在花園旁》，描摹三位女子，或坐或立，衣着雖不同，表情無一例外都是冰冷僵硬的，根本不願意望向畫框外的觀者，而是兀自沉思。這般構圖或是人物表情的拿捏，分明體現出畫家一手開創的「機械派」風格。

　　說「機械派」是一種流派未免有些誇張，因為這一繪畫風格的發起者與擁護者，數來數去也就只有勒澤自己。像許多自學成才的藝術家一樣，勒澤不太理會學院派的框架或是固有的程式，他更樂意在不同的風格之間遊走探索，並最終找到自己的語言。而「機械派」的特色，諸如冷硬的、金屬質感的幾何圖形，表情和肢體動作僵硬的畫中人，都稱得上是勒澤所獨有的，也是他透過作品對於社會景狀的回應。他這一生，親歷兩次世界大戰，見證戰時慌亂的流散遷徙與戰後的不安迷茫，對於人們在戰爭中的倉皇、質疑與困惑，抱持發自內心的、深切的同情。

　　勒澤並非長於煽情的、故弄玄虛的藝術家。他的畫作雖說並不會給人非常猛烈的視覺衝擊力，卻常常是飽滿的，是快節奏的，見出都市生活的緊張與忙碌。在勒澤的不少畫作中，頻繁出現粗且厚的線條，密密麻麻地、凌亂地散放在畫幅背景處，或與畫中人扭結纏繞在一起。觀者盡可以將這些粗線條想像成窗框或是其他的室內裝飾物，但在筆者看來，這些纏繞交錯的線條，恰是當時經歷過戰爭的人們焦灼心境的外化吧。

　　放在今天的生活情境中看，因城市化而導致的人與人的愈見疏離，因快節奏工作和生活而引起的心理失調，又何嘗不可以藉由勒澤畫中的情景來解釋呢？這一場機械派的預言，已然綿延半個世紀之久，或也將繼續綿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