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學家馬克垚的新著《漢朝與羅馬：戰爭與戰略的比較》裏講了一個有意思的歷史細節：中國的秦始皇和羅馬的奧古斯都，他們都把自己的「功勞簿」刻在石頭上，但內容截然不同。\胡一峰

　　秦國素有「虎狼」之稱，秦始皇也常被和「暴君」相聯繫，他自述功德的刻石，卻反覆強調「黔首安寧，不用兵革」，「上農除末，黔首是富」。奧古斯都則不然，他的碑銘上記載的全是四處征伐的「豐功偉績」。這一差異意味深長，隱藏着中西文明的文化密碼。《漢朝與羅馬》所致力於揭示的，也正在於此。

　　擴張VS統一

　　秦漢和羅馬，同為亞歐大陸的大帝國，這兩個國家的形成過程中，都伴隨着戰爭，但是兩種有根本區別的戰爭，羅馬進行的是擴張戰爭，中國進行的是統一戰爭，所以二者的戰略指導思想、戰爭過程和結果很不相同。

　　中國從夏商周三代起，就強調天下觀念、文化認同，春秋時戰爭不斷，但都以謀求統一而非征服為目標。羅馬則不然，起初只是意大利半島上一個小地方，在不斷爭奪中壯大起來。戰爭和擴張似乎成了羅馬的「基因」。從城邦時期開始，羅馬就崇拜戰爭、崇尚勝利，待到羅馬帝國建立以後，仍然採取了擴張政策，而且變本加厲。

　　反觀春秋242年間，列國間軍事行動483次，戰爭頻率也可謂相當高。然而，因為中國的戰爭目的是求統一，而不是像羅馬那樣的擴張，所以一直講究不要殺人過多。中國古人一直主張「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羅馬則不然，如第三次布匿戰爭（公元前149-前146），羅馬為了摧毀迦太基，破城之後，掠奪其財產，將其居民賣為奴隸，城市被鏟平，並且用犁犁過。」迦太基的歷史資料被完全銷毀，以至於這個一度稱雄的國家，在歷史上幾乎沒有什麼記錄了。

　　建國模式的不同，也表現在發展細節中，變成文化中的某種慣性。除了本文開頭提到的秦始皇刻石的例子之外，漢武帝開拓疆土有功，但《漢書．武帝紀》並不加以渲染，反而讚頌其文德，其輪台詔中悔改之意，也被史家強調。對於打勝仗的將軍，漢代也不像羅馬那樣修建凱旋門、紀念碑。這些地方看似瑣細，如果只從本國歷史或本文化視角來看，或視為理所當然，但與異文化相比時，生動地反映出兩種不同的發展戰略，以及對待戰爭的不同態度。

　　簡潔有新意

　　對此，馬克垚有一段概述：「羅馬和西漢帝國立國基礎不同，羅馬是城邦國家，從一開始就以侵略擴張為其生存要素，在四面都是小邦的環境中，通過不斷的戰爭，逐漸壯大起來，最後成長為橫跨亞歐的大帝國。中國從傳說中的夏、商、周三代開始，就自認為是統一國家，到春秋時期，雖然各小國進行着許多兼並戰爭，但仍然自認為是為統一而戰，是要恢復三代的光榮。經過戰國時代的大戰，最後達到秦漢的統一帝國。這是當時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並立的兩個大帝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發達程度上互相媲美，是人類文明史上多所建樹的國家。」讀完全書，我們會感到，這一結論簡潔而有新意，對於思考人類文明史乃至看清全球發展大勢很有幫助。

　　在《漢朝與羅馬》中，羅馬的貴族和中國的「士」，在兩國社會結構中處於相似位置。羅馬貴族在長期的戰爭中成長為「好勇鬥狠的戰士，以殺戮為職業，追求個人光榮」；中國的「士」本也是「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的武士，後來逐漸向文士演變，推進了文武分途的官僚政治。此外，書中提出，「平民與貴族的鬥爭是羅馬共和國史上的宏大篇章，正是這一鬥爭與中國國人與貴族的鬥爭的不同，最後導致兩個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

　　《左傳．僖公十八年》載，邢人、狄人伐衛，衛侯不敢抵抗，召開國人大會，準備以退位推卸責任，國人不答應，於是衛侯出兵，結果狄人退兵，證明國人的意見是正確的。《左傳．昭公六年》所載鄭國子產鑄刑鼎的事，也是國人爭取成文法鬥爭、不讓貴族壟斷法律的表現。這和羅馬有相似性，不過，「中國春秋城邦的國人，沒有展開羅馬平民那樣的艱苦鬥爭，他們似乎只是跟隨新興貴族反對舊貴族，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自己獨立的要求，也不見有自己的領袖、代表」，最終導致了不同政體的形成。

　　尤為重要的是，對於長期以來流行的一些論調，本書作了辨析。比如，「東方專制主義」是從亞里士多德以來的老話題，甚至成為禁錮近代中國人思考國家前途和構建民族話語時的一道魔咒。馬克垚分析了羅馬走向帝制的過程後指出，「西方學者往往強調，羅馬的專制是從東方學來的──元首制從埃及學習的，君主制是從波斯學習的。文化的相互影響當然是羅馬走向專制的一個因素，但它更多是從羅馬本身的土壤上生長的，是從執政官的權力逐漸伸張而成的。它保存了元老院選舉和人民批准的形式，建立了專制君主，並把這一形式固定下來。」這一論斷不但有助於認識羅馬的歷史，對認清我們自己的歷史傳統也很有廓清之效。

　　回望的思考

　　我以為，史學研究最難也最有意思的問題可能是人類的歷史是一個還是多個？從這個星球上不同地區的社會、人群走過的軌跡，是否可以獲得共性的解釋，或者說，何種意義上可以得到共性的解釋。只有明了此節，才能談論不同文明在何種意義上可以互相借鑒。有人會說，既然都是人，總有共同的地方，歷史是人活動的痕跡，自然也有共性。這樣的回答看似有理，其實過於潦草。回到某個歷史時期，立足制度、文化，以及各種偶發事件，剖析其肌理，或許才是更具啟發性的方法。在此，《漢朝與羅馬》為我們提供了學術和思想的一個範例。

　　羅馬帝國和秦漢中國屹立於歐亞大陸兩端，是當時世界的超級大國，也居於中西政治文明的源頭地位。呂思勉說：「秦漢之世，實古今轉變之大關鍵也。」從此，中國開啟了「大一統」的文明發展之路。在西方世界，從統一大國的意義上而言，羅馬之後再無羅馬，但羅馬作為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一直傳續下來。人們常說，史學的價值在於知往鑒來。不同走向和命運，蘊藏着深刻的道理，值得我們汲取。